易中天 | 南方周末采访流寇易中天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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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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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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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流寇”易中天
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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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
18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1949925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文革”开始后,
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
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sq7.html) – 南方周末采访流寇易中天_易中天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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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日, 1:0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