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米网摘导读:作者认为,当前中国陷入如此境地,在于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和指导实践,无论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西方舶来品。他们的缺陷是,并不适用于中国。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共党造就的是一个怪胎中国,而被很多人尊奉的自由主义可能也无法适用。作者认为,必须摆脱这种“思维被殖民”,要建立自己的独立而系统的知识体系,不依附于西方,不依附于政治,做到“因地制宜”,指导中国的前进。这是一种个人观点,有新意,操作性微乎其微。

: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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