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9月08日 00:12:42

  (接上文)
   :我是不爱看小说的人。并不是不欣赏文学作品,早年看得非常多,但这些年我基本上不看小说。短篇的我还看看,但是长篇的,没时间看当然是一个原因,一本书写得这么长,我首先要评估一下,它是否值得花费较长的时段去阅读。从90年代到本世纪,我对文学界和文学作品比较失望,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特别激动的作品。当然不仅是文学界,知识界都包括在内,集体地处于思想贫乏乃至枯竭的状态,主要是思想没有独立,与一元化意识形态及教育体制很大的关系,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张辛欣这本小说我之所以能看得下去,是作者对自己的经历以及那个时代,有独立思考,她有一种自主的意识来反思。我经历的那个时代,多少还是一个有理想的时代,尽管你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个理想很可笑,但至少有一些超越生活本身的东西在召唤着你,但现在是基本上没有了。
   龚应恬:我是个文学青年,我的主业还是从事编剧工作,导演这一块在我工作只占三分之一。我在看张辛欣的这本书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都是画面,都是一幕幕像电影一样的画面,这些画面构成了我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构成了我对张辛欣的理解。说实话很多年来我自己写的电视剧、电影,我从来不看,我觉得那只是我的一种谋生手段,无法赋予它很多你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严格意义说来它只是一个故事,它不能深入人心,你自己也无法把一个耐心的东西拿出来,拿出来也不是通俗文学所能呈现或者实现的东西,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快餐来消费,构不成“八大菜系”的一个体系,我精神这一块的滋养主要还是靠文学。刚才章立凡的看法我也同意,当代文学能够把我们阅读兴奋起来的确实很少,这是小说这一块给我的感受。所以现在我更偏向于看一些纪实片、纪录片,我不喜欢那种“伪纪录”,因为我们看了太多太多的伪纪录。那年尹力导演去拍《铁人》的时候,我才知道所有的王进喜的材料都是“伪纪录”,都是当年后来时过三年五年以后重新演了一遍拍出来的,包括跳到池子里啊,大会仗啊,包括王进喜的所有那些豪言壮语,“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人家的原话是这样的:“脱裤子上,不脱裤子也上。”其实是一句粗话,结果改成了那么有文化的话,包括那个雷锋日记,我觉得都是值得怀疑。我那年拍电视剧《决战南京》,发现攻占总统府全部都是组织人重新拍的。那个时候蒋家王朝最重要的一面国旗,因为我干导演的我知道,怎么会有两个镜头,仰拍的镜头和俯拍的镜头,那需要多少摄影机,在那么的枪林弹雨里,镜头怎么会那么从容?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放在敌人的那面去拍,无非是两边同时对拍,我想这肯定是技术处理的,果然,所有的画面都是还原的,还原的我就觉得是“伪历史”,它不是真实的,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主观的政治愿望,所有的神态,所有的步伐,所有的表情,它都不是原来的。
   章德宁:所以历史永远是个谜,罗生门就是这样。现在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看非虚构作品,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虚构的东西真的提供不了什么。虽然对文学现状不满意,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有好作品出现,希望有更多作家是特别严肃认真的。不为功利写作的作品还是挺可贵的,因为太少,所以才珍贵,因此我才格外觉得张辛欣这书的可贵。所以像有龚应恬这样的朋友,一直鼓励她帮助她,她也一直特别感谢你,这个书名也是你提出的。我觉得文学的作用就是要写出每个人的不同。
   章立凡:将个人记忆保留下来,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多少年以后你再看,不同的经历者有不同的说法,从揭露真相到否定所有真相的,你都看到了,后人就会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否则还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集体撒谎。现在有些人即便干了坏事,但只强调自己的某一种角色,即自己被蒙蔽了,也是受害者。这种反思是不彻底的,而且带有给自己洗脱的意图。真要反思还是得跳出自我,这本书尽管是以“我”为主题,我觉得在很多叙事节点上她是跳出来了,经常跳出“我”来说话,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客观的,既将自己写在里边,又时时能够站在局外看自己。就好像是一场濒死体验,灵魂冉冉升起,俯视大夫们抢救自己的肉体。我觉得这样的观察才有意思。
   章德宁:该作中的“黑眼珠”其实就有这个意思。“黑眼珠”是“我“的眼睛,同时又是一个客观的另外存在,且是他者的一个角度看这些事情、事件。黑眼珠和蓝眼睛也是一个对话,可以感受出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化的感受、视野、解析、理解与不理解。作品中的这类文字富有比较意义乃至情趣,里面还时常会有英文,这个问题我其实跟她也交流过一次。因为我自己英文完全不灵,所以我就将心比心,想到我们这一代读者会有阅读障碍,所以提议英文后面是否加个括号(笑),把中文标出来。她有些地方这样做了,但大部分地方还是没有这样做。虽说她用的还是一些很基本的单词,但对我来说很基本的单词都不行。(笑)
   龚应恬:有些地方可能她觉得不足以表达,就像我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普通话一样,但我从事的职业要用口语化,在我没有掌握北京话之前,我就觉得汉语的北京话实在不生动,远没有我家乡的方言来得生动精彩。她在美国那样的环境里生活很多年以后,只有这种语言的交融才能概括或者说出她自己那种感受,包括我们平时聊天,她会说着说着就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来,经常“My God~”(笑)。她这个书里和斯蒂夫的交流,每个段落中间夹杂这么半页,我觉得很精彩。
   章德宁:本来她就觉得中西眼光对比的这种角度是特别必要的,结构上也有意识地把它固定下来。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它增加了一个视角。
   张辛欣邮件:
   无疑,我这类小写作者从头想从无所不在的党文化下试图做个人出逃。写着,会考虑,逃多远还在和读者交流?首先是和编辑,然后是和普通读者,在地理语系之上的文化系统下,我们都在这一套里。所谓的逃亡,是很有限的颠覆。我不是语言学者,自学过大学医用英语,读翻译小说,啊哈,你可以轻易地诊断:受翻译体影响!不过,你怎么看我的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几乎是同量的?不知小女孩有几人读过我那么多。我想问:阅读和写作文法关系究竟有多大?一个人口语和书写语言关系有多大?生活语境的变化对一个人书写进行时的影响究竟多大?
   你不难注意到“海外”生活的中国人说话带点外文词,不过,这不是《我me》的书写原因。我这样写,中文里加一点点英文,是有着盘算的。是借现代语境对文体做某些改换。我在写儿时小街上的“粮店”用No.1,在西双版纳知青听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故事时加high。我用得很小心,用最低俗的英文做间离效果。但是,正如我在自传小说里写到,love不等于“爱”。我还让时态——英文有时态,中文无时态——渗入。在瑞典的中文作家万之说,这是他这些年读到的头一部有双语感的中文长篇。万之除了本语是中文,还有英文,挪威文,瑞典文的很高修养,他看封面页《我》有个ME,觉得这非中文书的时尚,我用的是英文宾格ME,而不是主格I,正如这部小说的写法显示对自我拉开审美距离的关照,于是书名必须读成《我Me》。
   龚应恬:据我所知,她写这个书不是为了发表,我记得她跟我说过这个书就是自费,花两万块钱印个二十本,认为值得送的朋友每人送一本,所以她这个书写得还比较放松。但读她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有不满足,我觉得还是有拘谨,这在她对这书的定义里头已经有体现。自传体小说,为什么不能纯自传,为什么不能纯小说?我觉得这里头她其实还是有保留,还没有完全打开。
   章德宁:你说的这些我特同意。这个定义我们也讨论过。其实她本来是自传,可能她担心有些东西写完了以后在出版上有限制——她在国外可能把我们的出版环境想得过于严苛——觉得“这个能发表吗?”所以可能她就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因为她还是很真实或者做到尽可能真实,她其实会有顾忌,比如说写到章乃器这段,她就会顾忌当事人——受害人家属和打人的一方,都会顾忌。其实写到她家里,比如她父亲,她就会担心她妈妈会怎么看,包括这书出版以后,她都直害怕她妈妈接受不了。所以要做到真正的真实其实挺难的。
   龚应恬:太难了!每个人最难的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真实,你到底想到什么程度,比如我刚才说到“”对我是一种狂欢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个感受,当时就受到很多不一样的眼光,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符合基本价值观的,其实那恰恰是我最真实的感受,在一个六岁孩子的眼里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有几块我觉得她还是跳跃太大。比如说写到下乡北大荒这一段,我觉得她跳跃了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我看到了那个细节——厕所后面落满了避孕套,我就觉得在那样的冰天雪地变形的现实里头,生命还是那么有活力,还是充满了传奇,充满了新陈代谢,充满了不可思议,那段感受应该是很深的,为什么她那段写得那么跳跃?其实我更想看到一个北京的孩子面对那样一种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实环境,她作为刚刚出门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她的那段历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简化。她没有回避,但简化了很多。
   章德宁: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跳跃,不仅表现在故事的跳跃上,其实语言的跳跃也非一般。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特点,她的细腻,她对生活细节尤其是精神细节的感受力、还原力、表现力,都非一般。这些, 80年代时,我在她的《在同一地平线》里就有特别的感受。当时我就想,这句话如果是我写会怎样,我可能会用许多话来写这一个细节,而她有时一句话里就会包含一个甚至更多细节,密度极高。所以这次《我Me》出版以后,有人觉得节奏太快,目不暇接。她恰是以数十万字篇幅,容纳了大量作家百万、数百万字才能写就的内容。正因如此,她才写得格外辛苦,可谓章章皆是心血滴沥,真是难为了。
   章立凡:辛欣可能是比较自我的,从个人的心灵史、一个小女孩的成长史角度来写,不像我们这行的写法。我这种搞历史的人,跟搞文学的人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我写,对这件事的因果、来龙去脉及各种细节等等等等,一般会有一个时序上的排列。看她这个呢,我就感觉比较跳,比如有些事情的前后顺序,叙事可能是打乱了的,也不像是倒叙。
   龚应恬:其实这恰恰是她平时说话、叙事的风格。就像郭德刚的相声那样的,上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二句话就是“今天馒头先吃饱”,它可以完全跳到两个层面上。
   章德宁:我觉得恰恰是她的风格,她的个性,读她的书你要对相关的东西有一个积累和储备,否则的话,她中间跳过去的东西你不能用自己的积累去补充,可能在理解上就有点困难。
   龚应恬:她很多话用传统的语法来衡量不通顺的,或者逻辑不严密的,就像法国的点彩派,用点来给你提供一个生动的画面。所以她的文字独具一格。
   章德宁:我觉得应该说她是80年代作家里受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影响较深的,而且是始终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位出色作家。80年代以来,这批作家风格不断地转变,现在可能更加写实,更加适应当下读者的阅读趣味,而张辛欣因为脱离了中国的这种语境,实际上是不仅保持了80年代那种特点,而且更有色彩、节奏、质地上的丰富和衍化,与国内这种比较单调的习惯有了距离。华裔学者万之评论《我ME》,说“作者的‘记忆’本身就成为一种传奇,既是个人的故事,又是几代人的故事,映射出 的是国家的历史”;“打破了以往比较陈旧单一的‘经验范式’,是‘记忆文学’第一部多维同构的语言艺术作品,也是一部标志性的重要作品。它有复调的结构,多向的叙述,变化的语感,是‘多重故事!多重历史!’它的‘经验范式’不是单行道,也不只是双行道,因为还对应着作者的美国丈夫斯蒂夫的异族文化记忆,从而成为一座多向多层的立体交叉桥。时间上,作者不仅从‘现在’走向‘过去’,又从记忆中‘过去’进入了更‘过去’的历史、传说、神话和史诗,也可以从‘过去’走向‘现在’,甚至走向‘未来’;空间上,可以从中国观望西方,也可以从西方回望中国,有横向的中西文化比较和记忆对照: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阅读书目,不同的成长和反叛,不同的离家出逃……这是一种全景式的记忆”;“把中文的“记忆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论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还是审美和哲学意义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对此评价,我深以为然。
   章立凡:我个人感觉,这本书如果是英文阅读的话,它被认同的程度有可能更高。从书名到内容,都可以看出她不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写出来的。如果她是一个一直住在国内,或者是出去了又回来的作家,考虑到这本书的码洋等等各种因素以后,不会是这个写法。这也是她相当自我的一面。
   张辛欣邮件:
   你们都说到我文字的跳跃和简约,我也注意到。我的“跳跃”,我自己说“破碎”。看一看咱们涉及到的文字图象吧,小圆小尖的英文,大棱大角的中文,两种语言的磨石机,在我头脑中呼啸,打碎着“我”,同时,中文的省略,字表意的图像感,好像宋词似的,和现代英文的逻辑和词汇丰富,不断吸收各种外来语,给我新旋律,新调性,新跳跃。
   我的文字“跳跃”和“简约”不是今天的,不全是文化流浪的结果。80年代我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译成法文后,翻译者找了8家出版社,都拒绝了,都说这部小说不是中国人写的,是法国人伪造的,说中国当代作者写不出这样的复式结构和复杂句式。第九家出版社南方行动接受了,这是一家新出版社,送的译稿被一位写流行小说的法国作者修理过了。后来我见到消瘦腼腆的作者,跟他握手,呵,合写者!在法国读者会上我说到书写语言在翻译中的变化,读者质疑出版社,总编也在座,说再版时候一定修理回来。我无法知道修了吗,怎么修的,我是法文盲。不过,语言的各种隔离也给我想象,给我创造空间。当英文在中国世纪逼近的时候新造了Chinamericn,(China+American),我在小说里造出:江湖·奥德赛,表达我们艰难曲折的精神长路。
   在国际文化中流浪,携带着《我ME》的构思,曾经写的很长,除了结构长,句子很长,徘徊,繁复。我自读,自修,修到身体难过了。有一份稿子放在编辑和出版人岳建一那里,什么时候他的妻子章德宁通读了,默默扒拉出一段,放在她当时主持的《北京文学》上,给出“精魄的记忆”的导语,标为《激情遗址》。有考古学背景的张承志读了,说是我写过的最好的作品。而我自己知道,整部长篇都是那样的密度,还互相层叠,就是有高度复调旋律感的张承志恐怕也很难读下来的。
   自读那段出版稿,像是看一副暂定画幅,给我距离,给我再修整的空间。我大删。大挪。发表的那一段就有上面类似的自我检查语言流浪的句子,父母的音调,我曾经的音调——像青蓝中国山水?我的流浪音调——斑斓的“破碎”,在《我ME》里都被自己删掉了,光是那个段落我删掉了大约一半,不过,整部书我也记录了一个人的语言变化,从儿时胡同墙上的脏话书写到进入我的口语,报纸语言和孩子语言在文革中的历史词汇,反义词变成头等好词,说书女的古调口语和我之模拟,沉沦在外语世界里中文女性我的无声喧哗,所以,加几个英文词,造一个中文词,只是很小的谋略。
   这一稿,章德宁鼓励我多写点的,我适度地多写了,但是不多舒展。我是有考虑的。世纪流变,在网络世纪(正如历史学家章立凡体会的),我们不敢也不能侵占读者更多更长的时空。如果说80年代我的书写被评论家钉在现代派下,相对很多中文作家,我更“简约”。(作家张洁曾经半玩笑地认真说,可以写10万字的题材,你两万就写完了,少挣很多稿费!)那时候我对文体和结构也有要求,不是在网络时代才开始的。难道是,在大学宿舍角落写作的我,因为铺垫盖地的导演作业,我写的特别短促紧张?不。我写好几稿。写各种结构。我一直试图在戏剧化成分下保持结构的张力。20年来,在逻辑更严密的英文世界生活,在没有国家医疗保险,分配住房,在国际游走中在一张张循环账单下写作的我,因为压力而简约而跳跃?
   没有人需要知道中国专业作家和我的写作处境十分不同。没有人需要在意,我一手捏胃,一手走着删除键,没有人需要在意大脑语言区和胃的分泌和胃疼直接有关。不看处境,只看效果吧。但是,对谁呢?对哪些读者呢?在网络时代做“长篇”,不仅要简约,还要有音调的变化(普鲁斯特也不断变化啊),不然怎么保持普通读者的注意力?
   普通读者。法国哲学家保尔·维里利奥说:“听听不愿意读书的年轻人怎么说吧:‘看得我头昏脑胀',他们希望读起来不费力气。然而,一个作家只能是奇特的,意思是说,他的作品里要有费力的东西,要有一种与世界化时间的无所不在和瞬间性相反的东西。”1998年的这段话贬画出的今日读者——希望读起来不费力气的——是年轻人?还是也包括读网的你我?这话也预言了中文作家趋向更加平滑的写作风格?问题依旧,甚至更加尖锐:在人人博客的时代,谁还敢宣称还自命拥有“一个作家的奇特性”?谁还真有文字个性?说我“文字独具一格”我敢当吗?当然,我不为呆瓜读者写作,我的理想读者,不是自命艰深的,是感性的,不是有中央C绝对辨音力的稀世天才,但是能感觉能倾听各式各样的旋律,不光是应恬八岁和十六岁的女儿读了这本书,有位杭州女读者说,她的十岁女儿每天晚上跟她抢这书读,做妈妈的想,那好吧,读前面的吧,那好吧,再读一点吧,再后面的,妈妈要留着等女儿长大一点再读。这是书写作者的最大福气了!于是,我胆敢说吗,我的读者,有她(他)内心的大天真,这份天真,是小时候的,是乱世中自己找回来的;我胆敢进一步说吗,我把你们几位对我的语言的在意,包括不能习惯我于是不能读我者的特别挑剔,都看做奖赏,是的,奖赏,自己的音调,在亿声喧嚣并被和谐的语境这是多大的奖赏啊。我是多疑的,是深深困惑的,多年如此,几位的委婉批评,我留神,我倾听,我琢磨,请原谅我很慢,但是都给出继续改变《我Me》的可能,我已然看到更多修理了,甚至很大的……遥远地谢!
   跳跃着,独自前行,哪怕破衣烂衫,我的破碎,要有自我警惕,不是老套的,不是他(她)的,不是你的……(完)
    

“文革”亲历者四人谈(下)
《我 》 张辛欣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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