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

——胡泳访谈录

                           
/张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户万户微博开,谁也无法忽视微博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的舆论生态。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一直是中国微博成长的亲历者、观察者、批评者,他针对政府微博提出的三原则被人无数次引用,对官员微博热也有独到的看法。面对潮水势不可挡的微博扩散,胡泳副教授冷静地表示不宜过于高估微博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力。

 

《检察风云》:您最开始关注广东省公安微博群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请谈谈如何理解这个三原则。

:原则之一是,直面评论。

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Web 2.0 年代,评论是网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Web 1.0年代,网易就因为坚持“无评论不新闻”,而开启了网络新闻的新天地;今天,在每个人都有一部麦克风的情况下,新浪微博顺势而为,在类Twitter服务中增添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评论功能,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所有的Web 2.0网站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用户阅读并发表评论,而敢于在微博上亮相的广东公安,如果企图限制、删除或者关闭博友的评论,不仅将无法达致预期的沟通效果,而且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极大损害。因为视网民的评论如猛虎,容易让人产生对公安微博真诚交流的意愿的怀疑,也倾向于给人造成政府总是害怕民众说真话的刻板印象,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网上,无聊的漫骂和攻击一定难以避免,但可以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是会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的。既然上网就是为了倾听民意,政府微博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原则之二是,请讲人话。

微博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微博用户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于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如果说原则之一涉及的是心态,原则之二强调的则是语态。从语态上来说,中国是个官话大国,有关部门,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因为长期说鬼话,早已不会说人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政府微博既然鼓足了勇气和网民对话,就要做到用人声说话。有关报道说,广东省公安厅正在训练微博值班民警
“说话有街坊味”,而这所谓的“街坊味”,就相当于和别人面对面交流,这对打惯了官腔的官员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原则之三是,结果为上。

我曾注意到,“平安肇庆”微博上对自己的介绍是“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网络问政平台”,既然说到“问政”,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是否可以问出结果?如果不能出结果,网络极有可能会沦为官员走秀的“T型台”。很多人一说到问政,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所以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证”阶段,如网络邮箱、网上信访、网络举报等,而且极易产生人走政息现象——网络问政难以超越党政领导的个人活动,形成有专人、行专责的制度安排。其实,既然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政府利用网络获取民意是不应该褒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实际的问题,才应该得到褒奖。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官员微博热?

胡泳:对于官员使用网络,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求策”。实际上,这样看待“网络问政”的人尚属少数,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获取信息的新渠道,和实施社会监督的新手段。例如,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人民日报》曾就“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问题,采访了97名人大代表,他们表示他们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二是“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互动”。而《人民日报》则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开通了一个24小时的民意通道”。

问题在于,民意的搜集,官民的沟通,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毕竟,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微博只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解决微博中提到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微博问政,真正的微博能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检察风云》:在您看来,微博究竟在中国的舆论生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胡泳:我认为微博在中国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在微博上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事情都可能在瞬间传遍中国,然后造成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回应。所以它是跨地域的。另外,虽然我们说微博上有所谓的“粉丝”这种说法,但其实从发表的门槛上来讲,它是很低而且说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人只要你想发言,都可以到微博上注册。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跨越阶层的工具。那么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然后瞬间反应的,并且跨越阶层的这样一种工具。

 

《检察风云》:您认为,微博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胡泳:在我看来,对微博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既不能估计得过低也不能估计得过高。因为当人们当初没有这样一种发声的渠道,或者是原来的无言者,现在可以变得有声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它释放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的确能推动中国社会在很多地方的改善。另一方面,单纯靠微博来改善中国社会这种基本的层面,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整个社会的改变依赖于我们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之上能够形成共识;在共识之上能够形成决策,最后能够有很多制度上的变迁。那我觉得微博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它激发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现在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我觉得都有赖于以后的观察。

 

《检察风云》:就您看来,微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于公民精神的培育有着怎样的意义?

胡泳:当下的中国,如果我们有一些公民的行动,或者用更大的词,我们有一些社会运动,那我觉得,它的功能或者效果不是revolutionary,就是它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可能是transformative(渐变的)。等于说,它会推动中国社会缓慢地沿着一个长线的道路前进,比如让所有的中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下生活。所以,可能很多人期待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一夜之间的变化。鲁迅很早就说得很清楚,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其实,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很快的变化,都是一种缓慢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微博政治或者围观政治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会锻炼我们的精神。我以前经常引用朱学勤老师的话,他说“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就是不要期待很容易就将军了,但是要日复一日的拱卒,这种精神恰好是很多中国人比较欠缺的东西。大家习惯于速成,习惯于走捷径。西方有一个谚语说,捷径其实是最远的道路。那就是说,我们特别欠缺的就是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凡是期待迅速变化的人都会失望,但是,这一次一次的过程,其实在告诉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培养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最终能够改变现在很多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

 

《检察风云》:在微博大受好评之后,也有人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这是微博的错吗?

胡泳:《环球时报》英文版222日的一篇评论曾直接宣布,要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它甚至主张: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做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原载《检察风云》2011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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