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一场争辩

“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轻批评家写道。

他不过二十五岁,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已因笔锋锐利而声名鹊起。在这篇题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两位作家来分析中国。

文章从“签名”开始。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一份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注意,也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方法去帮助政治犯的家属,相反,他们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中,通过他们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根本没考虑这可能会使政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小说情节是由一段现实而激发的。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末,苏联的坦克刚刚碾平了“布拉格之春”,胡萨克政权开始了平庸而压抑的“正常化”时代。而一群知识分子签署与散发一份措辞谨慎的请愿书,希望总统能在圣诞节大赦时也把被关押的作家包括进去。哈维尔是这个行动的发起者,也帮着收集签名。对他来说,签名至关重要,它或许不能带来某种直接的效果,但它是胡萨克时代第一个知识分子的重大团结活动,体现了他们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日后还将证明,签名行动让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到精神上的支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分歧,展现在公共辩论上,他们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选择也呼应了他们的信念,昆德拉移民法国,哈维尔成了七七宪章的发起者。

借用他们的分歧,余杰对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余杰笔下,昆德拉像是中国传统中的“智者”,而哈维尔则属于“圣徒”的行列。前者强调“智慧”,后者更注重“心灵”。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弱点正是对“智慧”的过分迷恋,对“心灵”的漠视。人们倾向于逃避,忽视道德责任。两位同代的捷克作家在中国的命运,似乎也印证了余杰的判断:昆德拉在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中长盛不衰,但打印的哈维尔作品中译稿仍然只流传在一小群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而他的剧作更无人知晓。似乎简单的参照还不足以传达自己的失望,余杰还直指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及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我们放逐心灵。“

余杰的批评引发了小规模的激辩。这是一九九八年末,那场风波已过去了近十年,最初的禁锢也出现了少许松动。在媒体、出版、大学等领域,一股积郁已久的自由之风吹拂起来。但与八十年代一样,直接的政治批评仍是禁脔,知识分子只能用文化传统、宪政、市场、自由主义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心声,借由批判历史或赞扬他国,来释放不满。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镜像,因为环境的不同,这差异可能被刻意地夸大了。

即使一直赞赏余杰少年意气的资深学者们,包括他的老师钱理群,也包括哈维尔的翻译者崔卫平,都不免表示忧虑。他们提醒他,不能把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托马斯不是昆德拉。他们可能也在余杰的措辞里闻到了一丝熟悉、令人忧虑的味道——绝对化的道德指责,不正是他们年轻时代所熟悉的腔调吗?世界变得黑白分明,只有一种真理,所有模糊的、暧昧的地带都消失了,这种一元化的思维不正是极权系统的主要特征吗?在余杰的行文中,只读到对别人的判断要求,却不见对自我的追问,这不也正是他所指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重要缺陷吗?当他所敬重的哈维尔倡导“生活在尊严里”、“生活在真实里”时,哈维尔首先是对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对别人提要求。

但同时,也没人能否认,余杰简单化的论点,触痛了时代的神经,我们的确处于一个道德判断缺失、躲避个人责任的时代,知识界一改八十年代对于思想与现实的热忱,躲入专业划分、各种后现代理论与性灵散文的围墙中……(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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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3日, 12:0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