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旧文:团干之死

2011年09月05日 16:56:56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南方某知名周报报道他的死,已经过去5天,而距离他“纵身一跃,凛然赴死”,已经有20天。
   他的死亡似乎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引起太多震动。虽然报道的媒体给予了足够的位置和“规格”,可是与人声鼎沸的药家鑫案相比,关于这件事情的谈论实际上并没有展开,在讨论死刑存废以及知识分子与民粹话语权争夺战的硝烟中,仿佛再无精力关注这个三十四岁青年人的死亡;而普通的网民,也并没有对此事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般,读完报道,长叹一声,无话可说。
   “陈刚自杀”事情正在挑战今天社会整体的阐释能力。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太庸常:单位中想谋求晋级的年轻副处长,在升迁受挫后,寻了短见;可能是陈刚的身份含有某种让人齿冷的因素:某理工大学的团委副书记,一个大学行政官僚体系中的党务工作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他的死亡方式过于简单,跳楼。在被各类推手不断推高情感燃点之后,这样直接有效的方式,就传播效应而言,越来越不可取。
   在我看来,陈刚的死亡几乎是必然的。作为团委副书记,他是合肥工业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也意味着他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就早早触到了自己的人生天花板。而且,仔细想想不难领悟到:陈刚越是“成功”、越是起劲在体制内挣扎着追求“进步”、越是通过“苦难的历程”早早获得了那些别人眼红的东西——留校、学位、职位——就会越加重他人生那几乎是注定的悲剧感。
   那些他曾经获得的荣誉、成就,乃至曾经支撑着他的自信“阳光心态“,实际上在他人生最后的那一瞬间都成为绞杀他的绳索。正如有评论指出,三十四岁、“特别适应当下中国高校游戏规则”的陈刚,对这个社会运行的某种深层次逻辑,或者说“潜规则”,并不十分了解;而之前的“顺利”,非但没有让他深谙这些“潜规则”,反而助其产生幻觉,以为凭借着他个人奋斗、按照种种被炮制出来的人生格言——如“努力总会有出路的生活”、“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满足所有字面上规则,就自然会有相应回报,“组织会任人唯贤”。
   有在中国高校生活经验的人,不难了解高校游戏的所谓明规则,已经详尽到了怎样琐碎的地步;而与此同时,整个体制——高校以及他们行政体系乃至整个学术生产者全体——却是在这些琐碎规定之上,用彻底无序荒诞疯狂的方式在运行着。这种状况,并不仅仅发生在陈刚所在的合肥工业大学,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当下的高教领域,这其实是当下社会整体的某种写照。
   工科背景的陈刚,书房里一面是考研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是所谓伟人、成功人士的传记。可以说,这些基本构成了陈刚的精神世界,而拥有这种精神世界的,也不会是陈刚一个人。陈刚的死亡,再次证明了这种精神世界的脆弱;然而,这种精神世界,不正是今天的大学致力于传输给学生的吗?作为高校团委副书记的陈刚,其工作内容,也正是以自己实际上脆弱的精神世界,再去“塑造”中国的青年们。
   陈刚的死有其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并非在于他自己以为的、在合肥工业大学校园里面树一块碑,彰显其“高洁”的品行并映衬他所鄙夷的不守规则的芸芸众生;陈刚之死的价值在于:在现实层面证伪了他自己信奉的这种精神世界。令他走上绝路的,不仅仅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灰色潜规则,同时也包括了陈刚自己生前信以为真、引以为豪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并被大力提倡,并不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彰显出价值和光芒,而仅仅是因为它们能遮蔽现实、让灰色变得不那么令人绝望。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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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5日, 3: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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