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 没有母语的人民

 没有母语的人民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粗略算来,迄今已四十年,当时环境下,两家关系胜亲戚,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他系因前国军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成分已经不能再坏,所以,我最早的印象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和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海内外常有论文发表。
  我对《换骨记》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这段历史不见于文献,你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根建设新疆。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为“新生人员”或“新生人员子女”,甚至还有“新生连队”这个词,不难猜测,其中有过一段滤掉的历史。然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换骨记》关于新疆的部分,在这本近十万字的书中,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很快就跳到家庭团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
  尤让我失望的是,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尾声:姓“国”乎?姓“共”乎?》,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大抵叹息他参加国军实系日本侵华在即的报国之举,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还一度心向共产党,更曾与地下党合作参加起义,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人亡、几度辗转阎王殿前,谁曾想,风水轮流转,国民党又成我党国争取对象,连战访京竟成党国一大喜事,“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老实说,从他身上,我多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这位今天还在新疆的长辈,与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十多年来,这位长辈每来信,必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就。唯一的区别,也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戎,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弯弓月。接下来的感慨,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幸得党中央英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国家蒸蒸日上,本人虽蹉跎青春,但夕阳晚景无限红……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对党国英明神武的颂扬,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中共老干部之上。
  也难怪,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两年前我去拜访,他正住院,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老先生年过八十,无论眉宇、身板,都是一副为我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都在监狱和煤矿井下度过。
  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风,引提亲者无数,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他声称如若娶妻,要么日本女人要么大户人家独生女。又据说,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因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输给他。看他今天的派头,想来此说不虚。
  我家亲戚中,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甚至还有更离奇的。在我看,无论是他们,还是《换骨记》作者,按理,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甚至还留洋,断不该在陈述自己一生时,完全在“政协体”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套子里打转儿。相比之下,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中的回忆文字,都明显要更平实更少党化色彩。
  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所以,我随意翻了几页《换骨记》,就把它丢到一边。
  然而,到某一天,真正从头看完《换骨记》,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一代人的同情理解而悔恨。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缘故,毕竟他写此书时,已盲一目,且只余0.1的视力。更重要一个原因是,相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经历,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毕竟新疆余生,即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脱离苦海。
  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比如“镇反”期间,他被捕却阴差阳错躲过“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个,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镇反”高潮,但那位举报他的“恩人”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另一个,是对“轧子室”的描述,该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小洞的原木,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洞中,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生不如死,一少年当不得痛楚,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
  我几乎没有看过“镇反”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毕竟,“镇反”属于杀敌人,至多错在扩大化,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饥荒、文革。此间的死者,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
  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难逃。1951年因“历史反革命”获刑12年,其间两度摸到阎王殿大门。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的极度干渴。
  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外间鲜知其名,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而言,则远超夹边沟。关于双塔堡水库,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发配至此的右派,比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因为这里的主力是“叛乱者”,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连房子都没有。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与夹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右派相比,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场锤炼过,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边沟。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至此,1960年水库完工,约万人埋骨异乡。作为亲历者,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应对恶劣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写得极为细腻。它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实文献,如果不是惟一的话。
  《换骨记》中关于饥饿的描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他们在终点被卸下火车,沿铁道步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果然发现有堆西瓜皮,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当然,老先生没有去——就像在双塔堡水库,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按老先生的话说,是人的尊严让他挡住诱惑。
  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才获准家人户口迁往新疆团聚。老先生系狱时,太太带着3个孩子,肚还怀着一个,15年后重逢,仅长女幸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书香门第,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维持生计,40出头再见夫婿,已是身体弯成九十度,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
  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阳人氏,无妻无子亦似无亲人,1980年前后去世。那时物资渐丰,逢年过节到我家造访,他很是舍得买糖果给我。据说,死后停尸太平间,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让人怜。但看过此书方知,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难友,他毕竟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党国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按政策,老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当获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实政策”,是特赦令颁布28年后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错划”,还可解决县团级待遇。书的末尾,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上访求告,四处碰壁,受尽冷眼终至绝望。说实话,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
  苏联有个冷笑话: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老先生和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我知道,我站在时间这头的看法,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但老先生苦苦上访,我无法不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死的老鼠,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
  如果,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二三十年优渥的“县团级”待遇下来,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忆及当年,笔下是否还有沉痛,甚至是否还会有这样一本《换骨记》,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体能理解,经过此番历练的人,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经历。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并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明白,自由与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
  《换骨记》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有人愤而写下一首《我的斗争》,私下传递:“血肉凝成的唐来渠,把我们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的人,起来,罢工!这就是斗争。”此人命运如何,不必多言。
  可以想象,活下来的人,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挡与拒斥的自留地,则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积极态度,又无资格彼此称同志,故以“同犯”互称)斗争而死,便是自绝于人民。几轮汰洗,求生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
  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当时那种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想来当极为深刻,以致半个世纪后,老先生对自己写的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兹照录两条:
  其一
  李振涛,呱呱叫,抓紧装土不伸腰。
  王贵本是飞毛腿,背起土来跑得快。
  突击组长吴天保,掌握劳动有高招,
  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还要背篓装得高;
  跑得快,装得高,多装快跑讲实效。
  其二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
  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
  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
  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
  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
  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
  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
  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不过,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为减刑立功,他努力劳动,努力宣传,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亦不曾获得。
  他曾为之歌颂过、赞美过、幻想过的潮湖农场,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不得不以几段话匆匆结尾,因为荒漠辟出农田,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但1955年播种,收获不及种子的十分之一,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
  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尽管这类文字与描述生之痛苦的文字,经常相伴出现,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这种矛盾,更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来缝合这种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的失败,却真实呈现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
  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连战跨过海峡与宿敌握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但对老先生来说,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是“共”还是“国”,全书以此结尾,一生纠结,无力思索,更无答案,最后,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只能是捣浆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里,他的一生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而且“履历合法化”的辩护词无非如此: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内战时厌恶内战且没上战场,最后时刻还光荣参加起义,被新政权改造时,态度一直积极良好,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
  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资源中,只有此种解释,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怕老先生因此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否则何以面对自己的一生?近世中国人很现实,失败者没有同情,更没有自我价值安放的空间。
  其实,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不知道这种悖论,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宁愿选择遗忘,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护。
  伟大如钱学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恰是今日座标下的伟大爱国者形象。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溢出”这个叙事框架,只能假装不存在。就如《换骨记》中曾谈到,内战爆发时,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追随李济深路线。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尚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
  无论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群岛》的作品。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日瓦格医生》等苏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为“解冻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之异显著,高下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抒情、情感浓烈、爱憎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文学”的幼稚抒情版。
  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说,“伤痕文学”时期的汉语,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
  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官话的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辈对文革前的历史记忆和叙事,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却总是与至少一个官方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或者干脆就是个彻底的文盲,或者集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强度成反比,否则无法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换骨记》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好在还有古诗词的熏陶。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进入真正自由之境。妻儿万里之外,遥寄书信慰离情,用现代汉语,少不了平平仄仄颂党恩,老老实实重做人的表白,用古诗,则别有真情:
  记取别时秋雨濛,又惊黄叶东西风。
  年来夜夜关山月,长照相思五处同。
  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占句送别,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精神上的脚镣:
  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
  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伤痕文学”的最大伤痕,在于前三十年刚刚结束,尽管有需求,人们却无法用语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能力。生于这个时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无论是何经历,是何观念,脱口而出的,必然是红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
  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和完备,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思考、表达能力的人。顺带说一句,非北方方言区的南方人,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实际并非母语,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
  然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对我们思维、情感、判断、表达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显体察到这种区别——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胜大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的香港。只有一样为大陆所擅长,那就是官民一致、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它是前三十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精神阑尾。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换骨记》的遗憾,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同情性理解,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
  无疑,在我看来,《换骨记》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书中不少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遗憾而痛心的是,《换骨记》的老先生已经辞世,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依然可有所为。
  前几天,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我不知此为何人,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非要借回一读。原因很简单,策兰面临的特殊困境,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换骨记》。
  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失故土的诗人,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母语却偏是德语,此种命运的悖论,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妈妈,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
  固然,德语之于策兰,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但作为工具,无论是抚摸内心至苦至痛,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毕竟,德语不是一种与特定观念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会隔断。即使在苏联时代,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阉割为只有单一功能的死语言。
  其实,《换骨记》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我希望时间能给我足够距离,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它并非个别人。毕竟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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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2日, 11:3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