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骁骥 | 评论(0) | 标签:财经看点

北京卫视有一档关心“民生”的节目,每期都会请一个“内部矛盾”严重的家庭来到演播室,让一群嘉宾专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调解。但几乎每期需要解决的家庭纠纷,不外乎是每月几百块钱的赡养费,五环外半间平房的归属权等等。一家人为了这点利益在节目上六亲不认,甚至于互相谩骂。据说,此节目收视率即使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看来,我们不仅喜欢自我折腾,还喜欢把自己假装的淡定建立在他人的折腾上。

换个角度看,一家人如此斤斤计较于原本就不多的金钱,也足见其贫穷程度。所谓人穷志短,一旦涉及些许利益,亲情、良知、道德皆可抛之脑后,钱是人们唯一的安全感。然而,中国的富人又有多少“志”呢?只怕还比不了穷人。大部分有钱人不是拿名牌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就是满世界忙着办移民,他们害怕两件事情,一是怕没有人知道他们有钱,二是怕过多的人知道他们有钱。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穷——精神上贫穷,穷得如此为富不仁,以至于像陈光标那样的慈善行为艺术家,竟然在人们眼中变得越来越像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温情富翁,越来越大爱中国了。

当一个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都没有什么安全感时,这个社会的公正肯定出了某些问题。为此,最近有人在媒体上呼吁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加重直接税的比重,特别是对富裕阶层应该增税,唯其如此,社会的稳定与公正可得。这种方法对不对我不做评论,我想说的是,即使将来能够找到一种能相对公平地进行财富再分配的税制,也不等于解决了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换句话说,钱,或许是贫富差距的关键,但不是全部。

中国的贫富差距恶化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在五年前的一份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就显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排名世界前三十名左右,仅次于一些腐败不堪的拉美国家和部落酋长统治的非洲国家,近年的排名仍有上升之势。基尼系数则在2000年就已经越过了0.4的红线并每年呈上升趋势,以至于政府后来已经不再正式公布这一数据。道理很显然,数据,尤其是真实的数据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说事,还是抹去比较省心。但除去数据和事实,剩下的就只有情绪——惴惴不安的情绪。因为在真相被抹去之后,没有人能知道问题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暴露出来。

但是,收入的差距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而那种全体国民的收入没有任何区别的国家,我想也没有人对它们心向往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19世纪的最后八年里,洛克菲勒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个人总利润已高达三至四千万美元,平均每年收入也有三五百万美元,而美国普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到1900年也只有438美元,两者约相差万倍。而实际收入远低于平均工资的美国穷人,与洛克菲勒这样的顶级富豪的收入差距只可能更高。结果,顶级富豪的巨富招致了人们的仇恨,但这种仇恨却不仅仅是因为财富本身。加尔布雷斯曾对此评述说:“当富人不仅仅拥有财富,并且拥有权力积极指导联合企业时……财富引发的敌意也就更多了。”

加尔布雷斯的意思是,招致仇恨的,实际上是金钱背后的权力,尤其是垄断权力。因为它意味着财富的所有者紧紧攒住了一切的机会,从而变相剥夺了他人的机会。机会的丧失,是引发仇恨的直接诱因,在这时,贫富的差距才成其为一个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托拉斯企业拥有今天难以想象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后来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型企业都成为了大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后,人们的“仇富”心态也随之降低甚至消失了。加尔布雷斯认为,这是因为职业经理、工会等组织的出现分食了巨大的权力,财富随之与绝对的权力脱离了关系,大众也拥有了“富裕”的机会。但需要作出补充的是,这种消解仇富心态的过程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们有表达这种不满的权力,并且看得到改变的希望。在这方面,美国20世纪30年代参加罢工的汽车工人和英国19世纪宪章运动的劳工领袖们,都是历史上活生生的教案。改变,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应该是做出来的。

李光耀前几日在新加坡某圆桌论坛上回答“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回答说“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李光耀是个明白人,但他没有说明的是,贫富差距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是财富的不均,而是机会的不均。最可怕的事实是,财富与权力长期的紧密挂钩已经让今天的社会愈加“阶级化”,而最悲哀的是,我们目前几乎看不到拆散它们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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