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1966，玩着命，再见中国

作者：祖伊皮特 | 评论(0) | 标签:读书看电影

我有个同学，马上就要出国了，并且打算定居澳洲再也不回来了。四年前他从大学毕业，找了份工作，就开始奔着出去的目标折腾了。考了雅思填了申请，还趁空找了媳妇儿，看看澳超模拟一下环境。忽然有天，澳洲绿卡就寄到手里了。他不是愤青，不喜政治，也从不去微博上恨社会骂政府。他只是觉得，出国生活会轻松安稳些，就按部就班地做了。

　　 1966年，有四个就像我同学一样的年轻人。大学毕了业，就想出国了。一个满怀报国理想但阶级出身不好，随时会被怀疑与无产阶级不一条心；一个踌躇满志但苦无进身之阶，政治理想难有结果；另一对男女则面临天南地北的国家分配但求双宿双飞。咋办？无他，出国——偷渡去香港。他们的出国流程是这样的：找介绍人，传纸条，对暗号，悄悄策划数月，每晚偷听敌台了解形势，等待契机；计划路线，储备干粮，寻找接头人；一切没有就绪之时，硬着头皮冒死上路。一路上，他们以高唱《东方红》为护身法宝，从广州抵达惠州。避人耳目，溜出串联大队，寻找接头人。自行车，炒米，水壶，地图，装备齐全。午夜时分来临，却发现计划一同上路的老师已然失踪，生死未卜。他们拆掉自行车藏匿线索，窝在庄稼地里憋着气儿还差点被爆头。在通往海边的丛林中，他们在昼伏夜出，翻山越岭，走了峭壁渡了铁索桥，后有追兵前有埋伏，那股玩命劲儿一点不比红军差。当他们嚼着树叶奔到了海边，饿到了极点，恍惚中潜入村民家中偷食行窃，一砖敲闷了村里的小孩，一念之差便会犯下杀戮之罪。总算鼓起勇气冲进海里，却又瞬间损失一人。探照灯唰地一声，便彻底断送了一个要献身伟大时代的年轻梦想。

　　这起发生在文革初期的叛国逃亡案件就是电影《再见中国》讲述的故事。香港女导演唐书璇在1974年拍摄了这部真实再现文革的影片。影片拍出后，却在港、台两地被禁十五年之久。直到1987年，少了18分钟的剪辑版才在港台得以短期公映（据说香港上映10天，而台湾则短短4天就全线下片）。可以说，对于内地人来说，这就是一部从来没有过的电影。就如那些至今依然无证可查或有证无法查的文革历史，似乎也不曾发生过。三十多年后，在14英寸的电脑屏幕上看到这部影片，奇异的感觉瞬间弥漫周身，除了夜读禁书那种压抑的兴奋，还有阵阵股洞彻真相的清醒力道漫过脑际。这种感觉大概算是一个对历史少见多怪者的反应吧。

　　正如前文所述，《再见中国》的情节线条清晰，从头至尾，便是一个完整的逃亡故事。不只故事本身，导演在叙事安排上亦是如此，开场不久便由主人公内心独白道明事情缘由和逃亡计划。其后不断出现的角色也以同样的方式嵌入进来。叙事全以逃亡计划线性推进，就连四个主角的塑造也几乎没有重要的着墨之处。作为一部剧情片，似乎这点算是不足。但事实上，我却感觉这一点成了影片最妙的一招。整个片子看下来，除了独白处感觉到一种看老电影的穿越感，我并未感觉到影片对角色塑造的弱化对整体有多少影响。相反，角色身份和个性的淡化使故事多了一种普遍性和纪录感。事实上，唐书璇选用的几位主角都是非职业演员，也在角色身上刻意安排戏剧化情节。可以这么说，大学生逃亡在当时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动荡时代的“地下风潮”。而逃往香港，也是当时许多普通人唯一可能成功的道路。几位大学生在庄稼地遭遇边防军时，正是附近另外两名逃亡者的暴露才使他们从枪口下逃生。

　　从影片交代出逃亡计划，影片便如同绷起一张致命的弯弓，再也让人心安分不下来。穿插历史资料影像的纪录风格，将文革初期批斗、串联、武斗的癫狂气氛表现地非常真实——或许不能称为“真实”，但对从未亲历其间的人来说，这些摄像机拍下的戏就好似纪录。必须要赞的是影片的配乐，悬疑片中才使用的紧张旋律不时反复，处处紧逼，与剧情严丝合缝——踏上再见中国之路，就是无法回头的亡命徒。这种紧迫感是意味非凡的。一个普通人想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必须玩命一搏上演惊心动魄的逃往戏，这种事足以象征那个荒谬残暴的操蛋时代。很难想象，1987年，那些在大银幕前看这场电影的文革亲历者，是何等的心情。

　　任何人都难逃时代的压迫。时势造英雄，那是必然被载入史册的“本纪”。但时势之下，造就的更多是普通人的个人悲剧，微如蝼蚁，无史可查。唐书璇用电影呈现的正是这么一场个体悲剧，我们甚至不用知道影片的主角姓甚名谁——即使知道男主角名叫宋铨是广州医学院的学生，又能多留下些什么？换一个王铨李铨都一样。文革中，每个暴尸街头悬梁自尽者都有名有姓，但也都是愚昧权力巨兽脚下无名的死者。

　　比起那些剖析研究或别有用心的历史分析，《再见中国》是更宝贵的历史影像样本。比起那些精心拍摄历史片，《再见中国》又是更精彩的剧情片。在文革尚未结束的70年代，唐书璇的勇敢足以令当时所有同行汗颜，而她在影片中表现出客观和冷静则更叫人肃然起敬。《再见中国》讲述内地人逃亡港英的故事，唐书璇却几乎未在片中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宋铨等人叛国逃亡，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不过是像我那要出国的同学一样，觉得国外生活安稳轻松些。

　　三人在香港的几段戏意味深长，可谓是这部电影的点睛之笔。饿着肚子游了四个小时，三人偷渡成功，登上了港府警车，很快变成了“香港人”。香港街头就如另一个世界，楼宇林立，车流穿梭，证券大厅里人头攒动声如鼎沸，一副生猛繁华的景象，却丝毫没有能让壮志满酬者鱼跃于渊的感觉，更别提能令小夫妻安乐轻松了。安顿下之后，梁汉伦四处打零工，七尺男儿奔波于生计，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坐在资本主义社会美发厅里做离子烫的宋兰对着镜子里奇怪的发型，突然失控地笑了起来，眼神里却是狂躁和狰狞。那个曾在宣传队里奋笔疾书大字报的金浩东则皈依了基督，向教友倾诉自己那焦灼的心灵：“我好像在两个世界的边缘挣扎，一不提防，就被吞进它们的裂缝……”

　　影片结尾，宋兰和梁汉伦在他们香港的“家”中驻足窗前，望着外面的辉煌夜景。你猜，他们看到了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