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岁时遭劫难,受20年囹圄苦,平反后遭遇身份歧视,古稀才争取到养老金
  
   卢桂流69岁了,他很庆幸能活这么久,等到了政府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余生有了保障。但他痛苦的是,一辈子光阴再也回不来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带着感激,9月20日上午,他将两面锦旗分别送到禅城区政法委和信访局。
  
   1960年,他被打成“反革命”,为此失去20年自由。和她一样坎坷的,还有他的妻子潘爱玲。
  
   不能让下一代人活在上一辈的阴影中。到现在,女儿还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跟女儿说。
  
   “愤青”
  
   第一回
  
   卢桂流心忧大跃进
  
   潘爱玲玩命发传单
  
   阳光洒进同华东路3号的一间卧室里,68岁的潘爱玲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初秋的午后仍然有些闷热,老伴卢桂流却喜欢走向阳台向外眺望。桌子上的相框里是28岁的女儿卢小云,年轻白皙,一切尽显祥和。
  
   “那个时候我还是反革命的头……”当记者踏进这个家时,潘爱玲爽朗的笑声打破了屋子里的寂静。
  
   时空穿越到1960年。中国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严重的一年。
  
   卢桂流是当时三水县芦苞区上塘乡芦院村人,1958年初中毕业后和同学进入佛山市红棉纺织厂当学徒。1959年初,佛山开展文化教育运动,从各个工厂抽调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年轻人到各条战线当红专学校教员及宣传干事,卢桂流被分配到福禄路制染色纸厂红专学校做教员。
  
   卢桂流得以认识潘爱玲,她是临近铸金厂的学徒。“运动很多,大家经常都能碰到,那个时候相互并没有多少印象。”他们没有想到命运无意的交集,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大炼钢、浮夸风、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多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真是啼饥号寒、饥寒交迫、卖儿卖女,广西都有了人食人的现象,我们在佛山也吃不饱饭了。”对于读了一点书的小青年来说,我们怀疑国家政策的导向,潘爱玲说,“有点像现在的小愤青”。
  
   卢桂流说,他们喜欢上一个右派的文章《饿死边缘》,在阅读中和作者产生共鸣,正义驱使他们讲真话,“我们说大跃进是吹牛皮,人们食不饱穿不暖,何来大跃进,简直是鬼话。”
  
   年轻无畏,他们还联合另外两名青年林爱珍、陈碧霞,将《饿死边缘》的文章油印成传单散发、张贴。
  
   灾难悄悄降临。
  
   “四人反革命集团”
  
   第二回
  
   反革命集团罪名立
  
   四青年领无辜长刑
  
   很快,潘爱玲等四人被抓,关押在南海县看守所(现在的禅城区高基街,人称“605”)。“完了,完了,肯定完了。”潘爱珍回忆说,那时镇压反革命、打右派,死了好多人,我们的命肯定保不住了。
  
   是年,潘爱玲17岁,卢桂流18岁。
  
   1960年4月25日,佛山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潘爱玲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一案。根据当时的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四被告犯罪事实如下———被告潘爱玲、林爱珍、卢桂流、陈碧霞,由于长期受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极为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他们不但没有接受改造,其资产阶级思想反而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
  
   首先以潘爱珍为首的先后策动纠合了林爱玲、卢桂流组织了所谓“红色党”的反革命集团,并商策以搞反革命宣传为手段,妄图达到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目的,随即进行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被告潘爱玲、卢桂流起草反动宣传稿,被告林爱珍积极缮写印刷,于今年3月16、19、21日在我市大小十条街道散发和张贴,用油印印制署名“红色党”所谓“告全国人民书”等不同样款的反动传单132张,恶毒地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与此同时,由被告潘爱玲亲自进行发展了被告陈碧霞参加“红色党”。除此,还企图继续发展扩大反动组织,又商定由被告潘爱玲、卢桂流负责发展莫某等人参加,由于慑于我广大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未曾实现。
  
   当反革命行为暴露之后,被告潘爱玲、卢桂流等随即密商隐藏罪证,将尚待散发的289份反动传单,由罪犯陈碧霞收藏于三友巷其外婆家中。被告林爱珍则逃至三水芦苞,妄图逃脱我人民法网,但即被我公安机关全部逮捕归案。
  
   对于集团头目潘爱玲,法院还查明其在脑子里淫乐至上,想入非非,经常在日记本里写下了不少黄色诗词,如“今朝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所以当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受到彻底改造和肃清的时候,被告潘爱玲则侵犯了其向往羡慕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生活”。因此,从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不满,仇视共产党,从行动上发展到纠合反革命组织,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狂妄野心,已构成反革命罪。
  
   当年11月,佛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潘爱玲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林爱珍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卢桂流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陈碧霞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年冤狱
  
   第三回
  
   牢里苦熬二十年
  
   去时年青老大还
  
   没被判死,就是希望。
  
   1962年4月7日,为了教育群众,佛山市在现今的福升广场举行公判大会,潘爱玲、卢桂流等四人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前示众,再次对他们宣读判决结果,5月份四人被押解赴各地农场服刑。
  
   潘爱玲被送到鹤山营顶茶场采茶。1965年因“采茶平均超额一倍,其他劳动也能超额完成。1964年台风侵袭期间,冒着风雨积极抢救国家资财和把老弱病残犯带到安全地方,为此罪犯潘爱玲应给予减刑二年,以示鼓励。”
  
   就这样过了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次,保管报纸的潘爱玲不慎将墨水洒在报纸上,墨水浸染的地方有毛主席头像,被认为是涂污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加刑二年。潘爱玲翻出当年发黄的判决书,感慨万千。
  
   随后,潘爱玲被转移到韶关广东省第二监狱,直到出狱。
  
   同期,卢桂流先被送到英德农场;1963年,和农场里1000多名政治犯全部被押解到山西晋城晋普山煤矿改造,吃尽苦头。(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下到井后,政治犯分到1米至1 .2米的煤层挖煤,腰都直不起来,像狗一样爬进去爬出来。”卢说。每天三班倒,每班12个人挖煤60吨。(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更可怕的厄运随“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无休止地学习、批斗,每天劳动结束后还要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学习不认真还要挨打“他们不打,让狱霸打,捆起来打。”几十年前的遭遇,如今每每提及,或许由于激动,卢桂流浑身颤抖。
  
   1975年,卢桂流刑满到期,但煤矿让“留矿就业”,这种待遇被服刑者称之为“二劳改”,不准回家,唯一的是每个月有了30元工资,每年有12天的探亲假。
  
   在他不懈的坚持下,1980年5月,煤矿“放人”,他回到佛山,已经38岁。
  
   28年后的无罪判决(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第四回
  
   家破人亡已变天
  
   苦命鸳鸯终去罪
  
   1980年4月8日,潘爱玲从韶关出狱,已经37岁,一个女人最美好最宝贵的时期已逝。
  
   如今形容那时的心情,潘爱玲说她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瑞德,走出监狱已经对这个世界很陌生了。我们喜欢看这部电影,不知看过多少遍,看着看着就哭,我们比他还惨。当我回到佛山,爸爸、哥哥都已经去世,自从我被抓走后就再没见过他们,只剩下70多岁的母亲孤苦伶仃地住在一个小屋子里。
  
   当年5月,卢桂流从山西返乡回来,两个大龄青年死里逃生后再次见面,选择走到一起。“没有人会和我们结婚,别人都会说我们是反革命。”历史的机缘成就了一对苦难的姻缘。
  
   父亲给了卢桂流170块钱,让他在庆宁路开了家自行车修理部,他成了修车师傅。潘爱玲最初在佛山邮政局做搬运工,三个月后因为反革命的身份被辞退,后又在石湾医院传染病科做清洁工,其间,也因身份问题引起争议,最后在医院一位领导的干涉下才得以保住饭碗。“你说她是反革命,我说她不是反革命,历史将会证明的。”领导的一句话让潘爱玲感动一生。
  
   1980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卢、潘等人选择申诉,但并不顺利,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平反冤假错案高峰期过去时,他们的申诉材料仍然无人问津。但他们的遭遇获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1987年,佛山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期间,卢桂流以“个体户”身份参选,在220个选民中获得175张选票,当选为第九届佛山市人大代表,任期五年。“他们都可怜我,说我是个好人,支持我。”卢桂流积极参政,上达老百姓的心声,因为他的议案,佛山市交通中队(类似城管)乱罚款,四人被停职检查。
  
   次年,佛山市城区法院终于对他们的案子作出判决,认定四被告人的行为尚属年轻思维幼稚,是政治性错误行为,不具有反革命目的,撤销原佛山市人民法院1960年的刑事判决,宣告四人无罪。
  
   这一切,老两口从没和女儿说过,在家中、和亲戚邻居都避谈伤心往事,连信访都变得异常谨慎,等女儿上学、上班后才去,生怕女儿知道。
  
   青春谁赔?
  
   第五回
  
   51年青春强作古
  
   还有啥不是浮云
  
   经历过大悲大痛之后,突至而来的无罪宣判并没有给卢桂流、潘爱玲带来喜悦。“反革命”就像一个烙印一样铭刻在他们的灵魂里。
  
   回忆一生的遭遇,卢桂流说,那是一个荒诞的年代,“如果没有那个事(20年囹圄),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卢桂流摇摇头不说,“至少我们俩不会在一起。”
  
   采访时,卢桂流的记性很不好,当他回忆某一次遭遇的时间时,喜欢把头伸向老伴,等老伴给他纠正了,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1995年《国家赔偿法》出台后,卢桂流53岁,他觉得人生将进入风烛残年,20年青春不能白白被剥夺,不过他向法院咨询的结果令他失望,《国家赔偿法》实施前的冤假错案,不在赔偿的范围内,之前的按照当时各地的法规处理。
  
   时过境迁,寻找当时的政策成为卢桂流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政策支持的他经常被拒之门外,不过这一找就是10多年。
  
   2010年,在广东省档案局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一份1988年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处理冤假错案人员待遇问题的通知,文件对于平反后职工工龄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
  
   2011年7月,在佛山市禅城区政法委、信访局、社保局等部门的协调下,参照省委组织部通知精神卢桂流被认定为35年工龄,并从当月开始每月领取945元养老金,潘爱玲的养老金每月增加129元增至1107元。(1993年退休,退休金978元)
  
   这一年,卢桂流69岁,他不再是街头修车师傅,他的身份是一名退休工人。当年的同案犯陈碧霞已过世,而林爱珍仍然病困交加。
  
   他很庆幸,等到了政府的关怀,不过,20年无辜牢狱却没有政策补偿。解决他们的工龄和社保,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禅城区的居民,让当地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往事一幕幕,潘爱玲老是半夜被惊醒,有时梦见自己还在监狱里,有时梦见回到了家,母亲不见了……
  
   “你看那电影里那两个人出来后多自由,我们像他们就好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出狱的瑞德去海边寻找越狱的安迪,他们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每次看电影时,他们都在想,如何向女儿讲述这个秘密。
  
   30- 31版采写:南都记者门君诚
  
   摄影:南都记者陈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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