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浒传》的三大曲解


丁启阵

 


文学名著人人可读,个个说得;时时有人阅读,处处有人解说。阅读的人多了,解说的人杂了,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曲解。《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就有过不少的曲解。这里,我要拈出其中影响较大的三种曲解来说一说。

 


曲解之一:《水浒传》太暴力,太血腥。


暴力、血腥,是现代学者们使用的名词。但是,说《水浒传》太暴力,太血腥,却不是现代学者的发明。古代朝廷以及朝廷的帮佣们所说的“诲盗”,意思跟这个差不多。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句话,“少不读《水浒》”,也有这一层意思。可以说,关于《水浒传》太暴力太血腥的解读,由来已久,广为人知,有许多人相信这说法。


没错,字面上看,为报一点点恩怨睚眦,梁山泊好汉,常常出手狠毒,祸及无辜。例如,行者武松在张都监家的逢人便杀,黑旋风李逵的斧劈沧州知府四岁儿子。的确都很暴力,很血腥。闺阁深处的小姐、太太以及若干象牙塔中的现代学者们,读到这些情节,难免要花容失色,玉貌失血,夜里恶梦不断。


历史上,据说也确实发生过山大王或曰“贼寇”把《水浒传》当作教材阅读的事情。


但我认为,《水浒传》不应该是这样读法的。《水浒传》不是封建皇帝的起居注,不是历史学家的史实考证,它是文学作品,是英雄传奇类的古代小说。《水浒传》情节的夸张,语言的渲染,人物的典型化,人头落地、血腥四溅的快意恩仇,都只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形式,是讲故事、演故事赚耳朵、吸引眼球的技巧。稍具文学常识和文学阅读经验的人,都不会把它们当做社会生活的实录,当作学生手册中的言行规范,照单全收,直接效法。即使是没有念过书的人,也都知道,那只是书上的故事,图的是说起来痛快,听起来热闹,当不得真的。


至于有人把“贼寇”爱读《水浒传》当作它“诲盗”的证据而加以口诛,加以笔伐,加以禁毁,就更加可笑。人要做“贼寇”,决不会是因为世上有《水浒传》这部书,而是因为世上有蔡京高俅黄文炳陆谦之类的人物,有让蔡京高俅黄文炳陆谦之类人物如鱼得水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制度。杜甫有诗云,“盗贼本王臣”。“贼寇”倘若真有犯上作乱、把事业做大的想法,与其研读《水浒传》,还不如去研读《孙子兵法》,去研读《论语》《孟子》,去研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通过阅读《水浒传》,获得造反成功,恐怕永远都只是一个传说。

 


曲解之二:招安就是投降。


宋江领导的梁山好汉群体,终于被招安了。对许多喜欢阅读《水浒传》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相当憋气的事情。血性男儿,大概都很赞赏李逵的话,“招安招安,招个鸟安”,都希望看到梁山大军浩浩荡荡杀往汴梁(开封),去建立一个“均贫富等贵贱”、没有贪官污吏、天天有酒喝有肉吃的美好社会。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是可笑的。因为,那样的好事,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倘若宋江们真的杀到开封,杀掉宋朝皇帝,最终不过是换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黎民百姓的日子还是照旧的。此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宋江领导的梁山好汉群体终于被招安,我猜测有三个可能的原因:一、《水浒传》的作者不能也不敢写不以招安收场的故事,谋逆、叛国的罪,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会报以“严惩不贷”或“赶尽杀绝”四个字。二、《水浒传》作者深谙历史规律,他们知道,即使让宋江最后做了皇帝,也不过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三、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宋江,是以招安收场的。《水浒传》作者采用这个史实,可以给故事增加可信度,于吸引“看官”(读者、听众、观众)有好处。


不招安,造反到底,是李逵鲁智深等少数率性任情的好汉的冲动言论,是患有革命幼稚病的读者的主观愿望。《水浒传》中,宋江始终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还没有上梁山,他就打定了有朝一日走招安路线、让弟兄们封妻荫子过好日子的主意。梁山泊的许多重要人物,秦明、呼延灼、卢俊义等人,也都是因为这个才愿意“落草”“入伙”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都是因为“替天行道”这面旗子,聚集到梁山泊的。


与其说宋江领导的梁山集团接受招安是投降,还不如说是如愿以偿:(被迫或无意中做下的)违法犯罪行为得到赦免,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做官了。至于招安之后,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反而招致杀身之祸,那只能说明:比起朝廷,比起皇帝,宋江等人还是太幼稚,太天真,太善良。而这,正是《水浒传》作者难能可贵的头脑冷静、思想深刻之处!

 


曲解之三:宋江是阴谋家。


历来就有一些文人,喜欢于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例如,金圣叹,就喜欢把《水浒传》中好汉们景仰、信任的“及时雨”宋江,说成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说成是一个虚伪奸诈的小人。


寻找微言大义的读法,于相传为孔子所写的《春秋》之类高深莫测的著作,或许是相宜的。但是,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学读物、面向普通民众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标新立异,以炫耀自己学问渊博,见识深刻;二是别有用心,诋毁民间英雄,为的是维护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拍皇帝的马屁。


《水浒传》中,宋江当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言行冲动的人物。但是,他也不是一个自私自利、居心叵测的阴谋家、野心家。宋江的仗义疏财,是需要从自己家里往外拿真金白银的;不断有英雄好汉被网罗到水泊梁山,各尽其用,足以证明他的礼贤下士,心胸宽阔能容人;他的忠孝、节义,不但挂在嘴上,也落实在行动上——还差一点因此丢了性命。宋江身上的种种特点,人们可以不喜欢,甚至厌恶,但如下事实毋庸置疑:他本人的言行是一致的;他笼络人的手段(《水浒传》中详细描写了笼络武松、李逵的过程),是光明正大、合乎情理的;对梁山泊众弟兄,他是言而有信的;他没有利用他人谋取个人私利;他没有排挤、迫害过哪个好汉;他没有要做敲剥天下、役使万民的皇帝的野心;等等。试问:历史上可有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对社稷苍生有什么危害?


水泊梁山一百多号将领,有来自草野民间的普通百姓,有富家大户出身,有世家子弟,也有朝廷命官。不拘一格罗致的人才中,固然有一派天真、心性耿直的粗人,但也不乏久经江湖、人情练达的高人。他们几乎没有例外,都是:未见宋江之面时心怀敬仰,见到宋江后,心甘情愿听其号令。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虚伪奸诈的小人,岂不等于说,天下英雄全是有眼无珠的笨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水浒传》这样一部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故事跌宕、语言精湛、长达八九十万字的巨著,凭一两个人的力量,不殚精竭虑、花费几年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无法想象,作者费心费时费力做这么一件事情,只是为了揭露宋江的虚伪奸诈。


金圣叹还有一个高论,《水浒传》作者只是为了借宋江三十六弟兄的有趣故事,展示他的锦绣文采。我不相信,施耐庵、罗贯中有这么无聊;我更不相信,这么无聊的人,能于字里行间流露出那么多对贪官奸吏的憎恨与厌恶的情绪,能那么热情洋溢地歌颂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包括李逵那样鲁莽有明显缺点的人。

          
                                       20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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