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亡党是指一党政权垄断的丧失，苏共亡党的逻辑是一个“树倒猢狲散的逻辑”，这个逻辑深深根植于专制制度的“领袖权力终身制”及其“独断式接班制度”之中。
专制之所以必然灭亡，不在于专制不得人心（因为专制一直可以压制和收买人心），也不在于专制的残暴和集权（因为专制在残暴和集权时往往因为统治能力的存在而延续），更不在于领导人的软弱或“叛党”（因为软弱或“叛党”只是偶然和加速灭亡的因素）；关键在于，终身专权和亲族接班的安排，制度性地规定了“领袖统治能力”的风险，进而规定了“制度统治能力”的不确定性和政权“震慑力”的丧失。
专制本质上是一种“强人依赖”的制度，终身专权和亲族接班的安排，制度性地毁灭了“强人持续”的可能性。领导人的软弱或激进已经包含在终身专权和亲族接班的安排中，“坏领导”只是“坏制度”的必然结果，“专制早晚灭亡”的道理只能在这个“坏制度-坏领导”的逻辑细节中找到。
本文是对卡先生的“读‘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及方绍伟两文”的回应。卡文在批评黄苇町先生和我的文章时，提出了一个“内讧亡党论”，卡文的基调是商讨性和建设性的，所以非常值得欢迎。但卡文也犯了一些致命的常识错误，故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以深化对苏共亡党逻辑的认识。
第一个常识错误：个人专权及其制度保证
关于黄苇町的错误，关键的地方是他必然只在“一般集权”而不是“专制集权”的意义上提出苏共的“集权亡党论”，他所说的苏共“民主缺失”，必定是“一党民主”而不是“多党民主”的缺失。黄文一方面认为问题不在领导人素质而在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民主的作风”导致亡党，这种自相矛盾完全是由“一般集权”而不是“专制集权”的逻辑造成的。因为，“一般集权”确实可以同时被含混地认为是“工作作风”问题和“制度”问题，而其“集权亡党论”也必然由于这个逻辑而完全错误。
卡文看到了“一般集权”和“专制集权”区别，却没能认识到，黄文的自相矛盾正是上述逻辑的自然结果，所以卡文奇怪地认为：“政治领导人的个人专权和心中没有人民是没有必然关系的，虚伪荒谬的政治宣传和领导人的个人专权也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实际上，领袖个人专权正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是个人专权得到了“列宁先锋党模式”的制度保证，才必然导致“心中没有人民”和“虚伪荒谬的政治宣传”。
第二个常识错误：民主的“工作作风”
卡文批评我的文章说：“对于黄文的列宁是有民主风范的批评，方文确实转移了论题，因为，黄文的论题就是列宁的工作作风是有民主风范的，而不是个人独裁专权，方文的切入点确实苏共的政治领导本身是不是民主的。用体制的民主替换了工作作风的民主，固然民主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工作作风的领导，但是这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那么就只能限定在工作作风的民主风范上考察。一个人不是一个制度。所以方文的批评实际上是不切题的。作为对于民主的学理分析是对的，作为批评是无效的”。
由于在“个人专权及其制度保证”上的理解偏差，“一个人不是一个制度”一说，显然就偏离了“独裁制度”的真相。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民主作风”完全混淆了“个性”和“制度”的关系。一个人可以表现得很亲民、很随和，但这完全不妨碍他在政治决策中坚持独断专行的“民主集中制”，或者在“民主集中制”的约束下无所作为。“民主集中制”在制度上决定了“民主作风”完全可以是假的或不能贯彻到底的，这个批评的切题之处，正在于直接针对了黄文对列宁“最有民主风范”的幻想，它不仅是一种制度主义的有效批评，而且也是理解“列宁先锋党模式”的切入点。
第三个常识错误：“不可量化”与“不可知因素”
卡文批评我的“统治商数论”是“高度含糊，不可量化而量化，所以根本就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也没有解释力量，根本不成其为严肃的理论。……在理论中引入了不可知的因素，所以也没有必要认真对待。这样的原创性，也根本不值得鼓励和提倡。既然苏联（共）的解体（垮台）不是专制因素，也不是民主因素，那么就否定了‘列宁先锋党模式与苏共的灭亡’的论证意义，所以我上面说方绍伟的不同文章是互相矛盾的”。
这个“互相矛盾”当然是卡文自己制造的，因为我明确提出：“列宁先锋党模式与苏共的灭亡”一文，是专门分析“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逻辑结果的；而早先的“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一文，则专门分析苏共亡党的“统治商数论”。这两篇文章侧重分明，前后递进，是再清晰不过的。但是，卡先生再次不能读懂文章的条理，却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急于用自己的观念去解构现象，所以难免产生了急不择言的问题。
这就是卡先生对“统治商数论”有心理抵触的原因，也是卡文关于“不可量化”与“不可知因素”的批评违反常识的原因。“统治商数论”对“统治能力”、“统治成本”、“统治商数”和“基因悲剧”都有明确定义，当然不存在“高度含糊”的问题。“统治能力”指的是领袖能力及制度能力，“统治商数”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基因悲剧”则是权力终身独断和权力亲族继承导致的统治能力的崩溃。
关键在于，社会科学的任何概念（包括对可预期事物的描述）本来就都是“不可量化”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解读，完全不必要等到“可量化”之后再去进行，这也正是“逻辑直觉的实证”应该先行于“经验数据的实证”的根本原因。社会现象的“不可知”或“不可预期”也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根本不是我“在理论中引入了”的。“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的核心概念，目的正是在于揭示和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因为自己有心理抵触，就不去理解原意，就断言新解读有“不可知因素”，更不能因此停留在无分析的口号而不进入具体的逻辑细节。如果这些出现在一般留言里倒也无碍，但写成文章就难免要触及学术批评的大忌了。
“统治商数论”的逻辑细节是清楚的：“领袖权力终身制”及其“独断式接班制度”滋生了巨大的“统治能力”风险：第一，“终身制”导致了个人独断而非集体领导的政治文化，削弱了政权发挥集体智慧、协调意志的“统治能力”。第二，个人终身独断，容易放大个人能力的缺陷和意识形态的偏向，前者可以因为“昏庸无能”而降低“统治能力”，后者可以因为“统治成本”失控而摧毁“统治能力”，两者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都可以导致政权崩溃。苏联的崩溃就主要属于后者（详细分析见“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一文）。
第四个常识错误：“列宁-斯大林模式”的“不可改造性”
我在“列宁先锋党模式与苏共的灭亡”一文里提出：“列宁先锋党模式”有三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职业革命家”为先锋，以无分权制约的“民主集中制”和“领袖权力终身制”为组织原则，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为行动目标。
卡文认为：“方绍伟对于列宁先锋队模式政党的特征概括是很不充分的，这里加以进一步说明。因为方的概括主要是这个模式政党的组织特征，而作为国家的唯一执政党的先锋队政党，除了组织特征之外，政权特征更加重要，那就是对于国家的一切事务的全权控制：经济，法律，军队，文化，社会团体，等，更进一步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凝聚起来的领导核心。所谓凝聚起来，不是说苏共政治局是共同服膺一个非凡领袖的决策和意志，而是说它们能维持权力核心的稳定存在和权力的程序化移交，从而表现为一个合理和合法的权力体制，而不是通过内讧使得权力争夺无序化，暴力化，体制权力患得患失的个人化，从而导致苏共中央的制度崩解和合法性削弱”。
对“列宁先锋党模式”进行补充和发展是值得欢迎的。但卡文所补充的“政权特征”却只是“组织特征”自然延伸，根本没有增加任何信息量，“对于国家的一切事务的全权控制”正是“以无分权制约的民主集中制和领袖权力终身制”的逻辑结果，“很不充分”的说法显然是自我夸大了，何况原文的主旨正是论证“政治、经济和思想三垄断”的“斯大林模式”是对“列宁先锋党模式”的拓展。
但这些却只是卡先生在对待原文上所一再暴露的理解问题（最近的例子如卡先生对我的“民主主要不是纠错机制”一文的批评），更致命的是，卡文突然把“实证分析”引向了“愿望分析”，它在表达了“要有”和定义了“凝聚”之后说：“对于先锋队模式的政党，也就是统治党，它的核心要害，就是权力中心的稳定性和坚固性，这样它才能保证自己的政治权威—权力的严肃和强大。这样的政党可以让渡某些权力，比如放松对于经济，文化的控制，容许某些方面的多元性，甚至它不会放弃执政权，以及执政的根据—武装力量。这个权力体制是统治人民的，当然对于人民这不是政治民主的制度，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制度就能垮台”。
在我看来，期望“列宁先锋党模式”演化出“斯大林模式”之外的体制是一种空想，这在苏联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一般所说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不可改造性”，用“统治商数论”的语言说：这个模式高度依赖于专制集权的个人和制度的“统治能力”，一旦领袖个人的“统治能力”出问题，制度的“统治能力”就会因为缺乏“震慑力”而软化，政权的“统治成本”则会由于领袖和制度的“震慑真空”而暴增，最后导致政权被社会力量所压垮。一句话，专制要么在压制中生存，要么在软弱和松动中灭亡。
改造“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唯一可能性来自文化，而这也是卡文在附带论及中国时所忽略的重大因素。不同文化的特性会给“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可改造性”带来了新的变数，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
第五个常识错误：从专制制度的深层，退回到领袖个人行为选择的表层
卡文在最后提出了一个“内讧亡党论”：“苏共的垮台首先是苏共核心的权力内讧导致的政治动乱，然后才是失去了权力。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建立绝对的政治权威，在党政军中培植自己的力量体系，在苏联远远超越中国的经济，科学和社会的基础上，苏联未必会解体，当然苏共也就不会垮台，但是苏联也就不会实现民主化了，尽管它的民主化也不尽人意。
苏联的条件既然优越于中国，没有文革动乱，社会福利也甚为优渥，为什么中共没有垮台，而苏共垮台了，当然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要实行民主化，而这就必须要废除苏共垄断苏联政权的现有体制。所以苏共的垮台就是因为苏共领导人要它垮台，……当然为什么苏共领导人要苏共垮台，当然这是更加基础性的问题了，因为苏联不民主，因为苏共专制集权，但是要注意，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动因，不是因为党内的不民主，而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民主，……回到苏共垮台的总病根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回答的，而是苏共领导人，具体地说，戈尔巴乔夫才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想让苏共垮台，如果他是邓小平，那么苏共很可能就不会垮台”。
其实，戈尔巴乔夫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在我看来，“内讧亡党论”在理论解释力上是一种倒退，这也是卡文否定了“统治商数论”之后所必然出现的理论倒退。
“内讧亡党论”的实质，就是把苏共亡党的原因从专制制度的深层，退回到领袖个人行为选择的表层，从“统治商数论”所强调的独裁及“独断式接班”所必然产生的制度不稳定风险，退回到具有偶然性的领袖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退回到“如果他（戈尔巴乔夫）是邓小平，那么苏共很可能就不会垮台”。在研究中国秦朝灭亡的原因上，也有人提出过“内讧亡秦论”；“内讧亡秦论”确实也是比“暴政亡秦论”和“扩张亡秦论”更有竞争性的理论，但它依然是错误的，我在另一项研究里专门分析了这个错误，问题也同样在于从制度分析倒退到个人分析。
“统治商数论”实际上坚持的就是制度分析：专制之所以必然灭亡，不在于专制不得人心（因为专制一直可以压制和收买人心），也不在于专制的残暴和集权（因为专制在残暴和集权时往往因为统治能力的存在而延续），更不在于领导人的软弱或“叛党”（因为软弱或“叛党”只是偶然和加速灭亡的因素）；关键在于，“领袖权力终身制”及其“独断式接班”，制度性地规定了“领袖统治能力”的风险，进而规定了严重依赖“领袖统治能力”的“制度统治能力”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领导人的软弱或激进早就包含在“领袖权力终身制”及其“独断式接班”的制度中，而软弱和激进都将自毁专制的“震慑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基因悲剧”来描述专制的必然灭亡（关于专制的再生机制，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一文，“长命百岁”指的是机制的生命力，不是个别专制政权的长寿）。
专制本质上是一种“强人依赖”的制度，终身专权和亲族接班的安排，制度性地毁灭了“强人持续”的可能性。领导人的软弱或激进已经包含在终身专权和亲族接班的安排中，“坏领导”只是“坏制度”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制度必然性称为“树倒猢狲散逻辑”，苏共的崩溃，萨达姆的灭亡，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倒台，都无一不是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逻辑结果。
社会研究的任务，就是在具体的个人分析、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中，寻找“树倒猢狲散逻辑”的细节。“专制早晚灭亡”的道理只能在这个“坏制度-坏领导”的逻辑细节中找到。但是，如果没有条理清楚的“逻辑直觉的实证分析”，任何“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都必然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和“瞎耽误工夫”。在这里，“社会科学中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取决于对“科学”的不同定义，但现实存在性的“实证”与现实合理性的“愿望”，其区别还是一清二楚的，尽管“专制能力”和“民主愿望”的博弈也是一个预期的游戏。
结语：“制度的可改造性”与文化
本文关于“制度可改造性”与“领袖个人选择”的讨论，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选择“亡党”而邓小平会选择“保党”？为什么同样发现了权力终身制弊端的赫鲁晓夫会无所作为，而邓小平则能在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突破“列宁模式”之后，进一步以“领袖权力限任制”突破“列宁模式”？
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包含“正式的政法规则”以及“非正式的文化规则”两层含义。“统治商数论”在内部逻辑上，强调了“领袖权力终身制”及其“独断式接班制度”这两个“正式的政法规则”对“列宁模式”存亡的决定意义，在外部逻辑上，则强调“非正式的文化规则”对改造“列宁模式”的决定意义。
也就是说，“统治商数论”的制度主义逻辑是一惯的。表面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作出了改造“列宁模式”的选择，表面上是精英推动历史的力量和作用，实质上则是文化在起作用。因为，文化不仅规定了精英选择的意志，还规定了精英选择的环境，正是这两者共同导致了对精英选择的社会确定和认同。
中国文化不同于俄罗斯文化之处，是它的“保守中有变通，变通里求中庸”的特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期望“列宁先锋党模式”演化出“斯大林模式”之外的体制是一种空想，这在苏联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精英的角色主要是通过“制度选择”而起作用的，最终起作用的还是那个改变或没有改变的“制度”。文化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它肯定是理解具体专制制度的关键所在。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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