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加坡“中国高官班”
早上七点，与其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的普通学生一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冯侠按时起床，背起双肩包从校外的宿舍步行到教学楼。在新加坡湿热的天气下步行二十分钟，对来自中国北方的冯侠并不轻松，抵达教室时已汗流浃背。她的书包里面装有700多页厚的《公共财政与预算》课程教材，100多页的讲义，加在一起近400页的课程参考资料，以及各类学习用品。
与学校内大部分学生不同的是，近不惑之年的冯侠在来到新加坡前是天津市团市委副书记，每天出门都是车接车送，手头的文案也有秘书来帮忙打点，在新加坡一年独立的学习生活，对于已经有了十几岁女儿的她而言确实是一个挑战。“这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最辛苦的一年，但也是生活最单纯、思考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年。”她如止评价。
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自2010年起，专门为来自中国的中高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开设的中文课程。冯侠也是首批57名来自中国的学员之一。这些已经离开校园至少十几年的中国官员们在新加坡当起了普通的留学生，学习与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职位与地位而得到特殊的照顾。
“在新加坡学习最先进的公管课程”
提到中国高官海外培训的热门地点，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欧美发达国家，而不想到新加坡这个只相当于北京市总面积二十分之—的弹丸之地。然而，以经济发达，政府高效、环境优美而著称的新加坡，却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的首选地。其中冯侠所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MPAM项目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课程最为引人关注。课程质量高、培训周期长、教学管理严、主打公共管理，是这两个专为中国官员量身定制的中文授课培训项目的共同特征。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后简称“国大”和“南大”)，在新加坡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大与清华，，这两所世界级名校正是中国高官在新加坡培训的主要基地。据南大校长徐冠林博士介绍，早在1992年，在中新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就有中国官员来到南洋理工大学参加短期培训班，学习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和社会管理上的经验。然而中国官员赴新培训项目真正形成规模和成为常态，却是在2001年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培训项目的框架协议》之后。
南洋理工大学是最早开设中国官员培训班的新加坡大学，长期负责中国高官培训事务的吴伟教授告诉记者：“目前在中国有近万名官员都是南大的校友，他们大多数参加的是自1992年开始的一个月至三卜月不等的短期培训班，而开办于1998年的‘市长班’则是南大在中国官员培训方面的旗帜性项目。”
所谓的“市长班”其实是南大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与公共管理硕士课程的统称，这两个课程都是南大专门为中国官员量身定制的为期一年的培训项目，因为很多参加过该课程的中国官员在回国后不久都晋升为市长，故有“市长班”的美誉。
今年3月9日，新一届南大“市长班”，即第十四届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项目与第七届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的开学典礼在南大隆重举行。据校长徐冠林介绍，南大“市长班”已经成为了中新两国战略合作的标志项目，在今年“市长班”的108名学员中，有40％以上是厅局级干部。
新加坡国立大学虽然于2010年才开设中国官员的长期培训课程，课程质量及影响力却不逊于南大的“市长班”。国大开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简称MPAM)同样是为期一年，但更加偏重于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主要负责管理该项目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则被称为是“东方的哈佛肯尼迪学院”。同时，MPAM项目中的经济管理课程由国立大学著名的管理学院开设。
两年来参加该课程的中国官员已超过 13队，已经／顷利毕业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局长熊四皓的感言最具代表性，“在这里学到的不只是新加坡，还有中国和西方：学到的不仅是新加坡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这样：学习不仅是在课堂上，还在每一次参访和讲座之中，甚至是生活中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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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博士是新加坡知名的外交家，曾经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还曾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作为全球国际关系领域知名学者的他还是“亚洲崛起论”的代言人，马凯硕在与本刊的专访中谈道：“亚洲要崛起，就必须要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李光耀学院的使命就是为新一代珊¨各国政府高级管理者提供专业的培训。MPAM项目的中国学员在这里学到的是最先进的公共管理课程，了解的不仅是新加坡，而是全世界。”
冯侠所参加的是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自2010年起，专门为来自中国的中高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开设的中文课程。在普通的一天里，冯侠上午要上三个半小时的公共财政与预算课，该课主要讲解政府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教授在授课的过程中除了理论框架的讲解，还会对比分析新加坡与中国的案例，比如这天要讨论的是从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制度看中国医改的利弊。
上午的大课结束之后，冯侠和同学们来到食堂就餐，周围夹杂着说普通话、闽南语、粤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的同学。午饭过后，他们接着去参观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新加坡独具特色的公共住房政策早已闻名于世，建屋发展局的官员们会和中国官员们深入探讨新加坡是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冯侠和他的同学们回来之后还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写一篇学习心得，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每晚写博客记录当天的所见所闻，以及与远在国内的女儿视频通话，是冯侠一天中少有的休闲。在新加坡的一年里，冯侠写下了将近10万字的博客，而其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一个词，就是“坚持”。在视频电话另一端的女儿即将中考，“妈妈努力，你也努力”，这是冯侠对女儿的鼓励，更是对自己的鞭策。
中国官员海外培训全纪录
核心提示：中共建政之始即重视干部培训，中国官员的海外留学地点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拨干部出国培训是前往苏联学习，从工业技术到国家治理模式，新中国一度是苏联老大哥的“虔诚”学徒。“文革”之后，干部出国培训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被解冻。七八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以及中美建交，欧美取代苏联成为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首选地，哈佛大学等国际名校举办的高官培训课程掀起海外培训热潮。近几年，随着公共管理课程的不断升温，主打该项目的新加坡被认为是如今最适合中国官员学习的国家。不同于中共创立者一代漂洋过海苦求救。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
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出国培训经费一般“三分制”
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中共中央组织部是无法绕过的权力部门。据中组部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过程中，组织部把控着干部培训的两头—开端推荐人选和末端考核人事挂钩。由于出国培训项目自上而下级别很多，就中组部层面，所能直接把控的官员级别是省部级（正、副部级）干部出国考察或短期培训和省部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厅局级）。
庞大的外训规模最终会细化成为不同级别与主题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转流程。单独操作某一项目时，由相应级别的组织部层层推荐，中组部将其汇总后交予国家外国专家局核定名单。其后，语言培训、基础知识预备、学校对接、课程安排……过程繁杂，但井然有序。
从国家外专局培训司方面得知，2010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约7万人。2009年共计76467人，其中执行审批类646项，涉及10505人，国家资助1.2亿元；审核类3171项，涉及65962人。
具体每年有多少中共干部通过组织系统委派到海外学习，主管部门表示不便透露。通过情人士求证后得知，这项计划每年涉及的党政干部超过一万人。
每年11月份左右，国家外专局培训司都会格外繁忙。各地此时正为下一年的出国培训项目立项，培训司则需要执行五大管理任务：出国培训计划管理、成果管理、经费核销、项目报批以及项目网上申报。
上述知情人士透漏，特别的项目也有特定的资助方，高级别的项目费用是全额财政拨付。不过这两类加在一起仍属少部分，大部分的出国培训费用一般采取“三分制”。以省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项目为例，中央财政出三分之一，省级财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单位出三分之一。
统计后发现，目前中共高级别的干部培训多扎堆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地方政府组织项目则更青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
以中共高干培训基地—国家行政学院1992年至2005年签署的所有双边培训项目协议为样本，统计发现，42个项目中，美国有8个项目，数目最多。其余各大洲分布为：欧洲（英国3个、瑞士2个、法国2个、葡萄牙2个；德国、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俄罗斯各1个）、亚洲（韩国2个，日本3个，土耳其、蒙古各1个）、大洋洲（澳大利亚3个、新西兰1个）、美洲（加拿大2个、巴西1个）、非洲（突尼斯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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