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下)

　　贝利亚对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家属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泽阻止贝利亚实现阴谋计划。贝利亚要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都排除掉。奥尔忠尼启泽一向反对贝利亚，并将这一点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采取适当步骤去调查这个问题，反而允许消灭奥尔忠尼启泽的兄弟。奥尔忠尼启泽本人则被逼到这一地步，不得不开枪自杀。（群情激动）贝利亚就是这么个人。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就揭发了贝利亚。经过特别仔细的法律程序，查明贝利亚犯有滔天罪行，他被枪决了。问题是摧残了数以万计的党和苏维埃干部的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在世时被揭发呢？因为斯大林信任贝利亚，而这对于贝利亚已经是足够的了。只要斯大林信任，无论什么人都不敢说出相反意见的话，谁敢发表相反意见，就会遭到类似卡敏斯基的命运。他在以前没有被揭发，是因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点，煽动他的猜疑心，在各方面讨好斯大林，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还有一些其他的反映。斯涅戈夫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他在集中营呆了17年，不久前才恢复名誉。他在声明中写道：“由于提出了恢复前中央委员拉夫连季·卡尔特拉什维里的名誉问题，我向国家安全部指出：
 　　同志们！个人崇拜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崇拜。有无数事实可以为证。斯大林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l948年他的《传略》的出版。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的“最”
 　　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列举充塞读书令人作呕的马屁字眼了。我们只须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亲手写在清样上的。
 　　斯大林认为必须写在这本上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帮他的《传略》编写者的阿谀热情降点温吗？不是的。他修改的，恰恰是他认为对他的功绩！赞美得不够的地方。
 　　这里是斯大林亲手写的关于评述斯大林活动的一些例子：
 　　“列宁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强的人、妥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争中，最后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将党团结在列宁的遗训周围，并领导苏维埃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广阔道路。这一核心的领导人和党与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这是斯大林亲手写的！他接着写道：“斯大林卓绝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往务，得到了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的影子。”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哪个领导人如此吹嘘自己的？这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领导人吗？不配。马克思、恩格斯恰恰最坚决反对这一点。弗·伊·列宁对此也一向尖锐地予以谴责的。
 　　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了，意犹未尽，亲手改动如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正如我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看，说得多好。不过，这不是人民说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说的。
 　　可以举出斯大林亲手在该书清样上所作的许许多多此种自我吹嘘的话。他特别热心于赞扬自己的军事天才、赞扬他的战略才干。
 　　让我们再举一个斯大林对斯大林军事天才所作的补充吧！
 　　斯大林写道：“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苏维埃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制定了关于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法则，关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战术技术协同动作，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坦克集群和空军作用的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考虑到了情况的特点。”（全场骚动）
 　　斯大林继续写道：“斯大林在防御和进政两方面都表现了他通晓军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凭直觉便预知敌军的计划并击退他们。斯大林同志领导苏军所进行的战并乃是作战艺术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就是这样被颂扬为战略家的。被谁颂扬？被斯大林自己。然而这时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编者，一部自我赞扬的自传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在期大林的“传略”中，还有另一个事实。
 　　大家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党中央的一个编辑委员会编写的。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部充满个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写成。但在斯大林“传略”的清样中，这一事实却被写成：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编辑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并在他最积极地参与下，创作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斯大林还不满于这种提法，于是在《斯大林传略》定稿时改成：“198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这本书是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写成的，并且得到联共（布）中央编辑委员会的批准。”这还能再说什么呢？（全场活跃）
 　　你们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体创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个人所写的书籍。至于这个变化怎样和为什么会发生，就不必再说了。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斯大林是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这样歌颂自己？为什么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这段历史，仅仅写成是“斯大林天才”的活动？
 　　我们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党在沿着列宁所规划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时所执行的其他各项措施，在这部书里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反映呢？那里谈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说和报告，什么都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点例外也没有。
 　　斯大林本人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他自己写的，这至少令人感到惊奇。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描写自己，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吗？
 　　我们再以斯大林奖金为例。（全场骚动）就连沙皇也没有以他们的名字来设立这种奖金。
 　　斯大林本人认为苏朕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产党，但对斯大林却大肆歌颂：“斯大林培育了我门，鼓舞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和建立功勋。”
 　　在国歌的这几行字里，把伟大列宁党的全部教育、领导和鼓舞作用，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这显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缩小和降低党的作用。应当告诉大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决定草拟新的国歌，新国歌将表现出人民和党的作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难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许多大城市和企业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全国各地能够到处树立斯大林自念碑——这些“生前的纪念像”吗？斯大林1951年7月2日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决议，9月4日签发了关于拨铜33吨用于建立该像的命令。这些都是事实。谁到过斯大林格勒，谁就会看见那耸立的巨大铜像，而且这个铜像是摆在人们少去的地方的。为了建造这座铜像，花了大量经费，可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人们战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请大家考虑一下，斯大林在自己“传略”中说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没有一点自大和骄傲”是否对？
 　　同时，斯大林对于纪念列宁是不尊重的。还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决定修建苏维埃宫用来纪念列宁，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一拖再拖，以致把它忘在脑后。
 　　应该回忆一下苏维埃政府1925年8月14日“关于设立列宁科学奖金”的决议，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列宁奖金，这种情况也应该纠正。（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长时间的掌声）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掌声）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声）
 　　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
 　　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
 　　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
 　　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
 　　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笑声）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群情激愤）
 　　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掌声）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全场活跃）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热烈掌声）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间的掌声）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
 　　（完）
 　　【附录】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最后一天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乎世人意料地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斯大林问题持什么态度？报告是怎么起草的？报告人是如何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俄罗斯学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米高扬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有关档案的解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迄今他们已在《近现代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披露了秘密报告出台的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由此可见，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和报告人，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