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张从兴：在安全与人权之间求平衡

张从兴：在安全与人权之间求平衡

（2011-09-25）

● 张从兴

摸象窥豹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于9月15日突然宣布，马国政府将废除实行已有半世纪的内安法令及1959年的放逐法令，结束1969年联邦直辖区戒严、1966年砂拉越州戒严、1977年吉兰丹州戒严三项紧急状态令，同时也会检讨1984年的印刷及出版法令、1933年的限制居留法令和1967年的警察法令等。

　　据马国内外时事评论家分析，纳吉此举虽然最终会促成马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但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此奇招，其动机并没有那么光明正大，纯粹是为了扭转他不断下跌的民望，舒缓来自巫统党内、国政兄弟党和反对党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同时制造在下届大选中有利于巫统，当然也有利于纳吉本人的选举氛围。

　　废不废除什么法令，纯粹是马国的内政问题，与新加坡无关，新加坡人原本不应对此说三道四，无奈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而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建国时，并没有废除而是沿用了属于联邦法律一部分的内安法。当然，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个被陈庆炎总统在总统选举期间形容为“钝器”（blunt instrument）的法令，其实是源自英殖民地政府。因此，尽管废除内安法令是马国内政，却牵动到了新加坡内安法是否仍有必要保留的问题。事实上，李显龙总理在1991年副总理任上，就曾经表示要是马国废除内安法令，我国也会慎重考虑这么做。正因如此，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等16位曾在内安法下被拘留者于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李总理落实他在1991年的说法，从而与民众“步调一致”，满足民众对拥有“成熟和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的期望。

　　针对此事，上周已有公众投稿本报《言论》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睦辉在9月22日发表的文章《对马来西亚废除内安法的感想》中，主张已经表态不会跟随马国废除内安法的内政部公开说明，为什么不能以更精细的现代法令来取代内安法，同时希望有更多法律专家、政治学者和社会贤达，对内安法的存废提出不同的见解。张仕华牧师在9月23日发表的回应文章《内安法令与民主自由》中，则明确主张我国无需仿效马国之举，应该继续保留内安法，“但需要定时检讨和更新，让这法令更符合现代的社会”。由此可见，即使是主张保留此法者，也认为它有与时俱进，定期更新的必要。

　　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全民利益的角度看，授予执法部门一定的预防性逮捕权力，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某些旨在破坏公众安全的行为，如恐怖袭击，在酝酿的过程中，执法部门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无能为力，等到有了证据再来逮捕，往往已经来不及了。以往，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经常批评其他国家实现的“预防性逮捕”是违反民主、自由、人权之举，可是等到美国发生了“九一一事件”，国家安全遭受威胁之后，美国政府通过的《爱国者法》却授予执法部门空前强大的权力，“预防性逮捕”就是其一。《爱国者法》的其中一项条文，甚至允许政府的执行机关不必根据“第四次修宪”的规定，没有提出适当理由，就对美国公民进行侦查和搜索。所谓“第四次修宪”，指的是美国国会于1791年12月15日通过的十大修宪条文中的第四条，大致内容是赋予美国人民免于受到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的权利。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连美国这样口口声声不离自由民主的国家，一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别说民主、自由、人权，连美国人视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都可以公然违反。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也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于2001年通过了英国法律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反恐法——《2001年反恐怖、犯罪和安全法》。这部反恐法确立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法律框架，并规定“被怀疑准备进行恐怖活动”的人，即使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也可能因触犯这些条例而入狱。

　　从英美的这两部法令都授权执法部门“预防性逮捕”的权力，而马国取代内部安全法的新法令仍会保留无审讯扣留条文看，即使我国废除内安法，以其他更加细致的现代法令取而代之，现有内安法的核心内容——预防性扣押，仍会保留下来。果真如此，与其废法，不如修法，使内安法更加细致，更加符合现代精神。

　　我国的内安法及其相关法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991年通过民选总统法令并为此进行修宪时，就赋予民选总统否决政府引用内安法拘留嫌疑人的权力，这应该可以被视为对政府滥用内安法的制衡。可是，内安法本身的一些条文，似乎也有与时俱进的必要，因为在现有条文下，任何人的任何行动，只要被视为对新加坡的安全、公共秩序或必要服务构成危害，政府就可以援引内安法加以预防性扣押。这样的范围未免太广泛，而且充满了任意性，或许应该加以细致化和具体化，比如说只有一些特定行为和特定对象，比如像英国反恐法那样明确规定“被怀疑准备进行恐怖活动”的人，才能在内安法下被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