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姓赵吗?”我问。她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上面有几粒淡淡的雀斑。

她笑了,她真聪明,立刻明白我的玩笑之语。我们站在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正是夏日的午后,整个小城都在昏睡,空气潮湿而慵懒。院落还有那座二层木制的小楼,曾是郁达夫的故居。它也是富阳县城仅存的几座老房子。在九十年代末的城市改造浪潮里,灰砖、吊梁、天井、窄巷的旧痕迹被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水泥、马塞克、蓝色有机玻璃的楼房与马路。这刻意保存下的故居,也不是往日的模样,它修缮一新,漆色浓酽,它也是游人必经之地。

房间里悬挂了郁达夫的画像,他与兄弟们的合影,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他各种版本的书籍,与鲁迅的通信,他临死前的照片,苍老、颓废,唇上是浓密的胡须。我还意外发现一张烈士证书,由民政部在一九八三年颁发——“郁达夫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兹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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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成为了一名同志吗?我知道他死于日本的枪下,那真是令人悲痛、惋惜的一刻。他从中国逃离到吉隆坡、新加坡,在苏门达腊落脚,最终却未逃劫难,东京早在一个月前宣布了投降。

他的死亡,即使加上三十年代的左联经历,他就可以被称作“同志”了吗?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感伤、浓烈、放纵、焦虑的浪荡子,酒气、精液、热血混杂一处。他沉浸在个人的希望与幻灭中,哪有兴致加入了一致的、集体的、分不出个人面貌的同志大合唱。

我还记得多年前读到《沉沦》的感受。它曾让我激动难耐,那里面有形态、色彩、味道,难以言传的诱惑。是不是我们都曾瘦弱矮小,都会羞涩无言,因为对现实倍感无力,所以要在想象力与语言中自我放纵。女人的肉体与深情,是自我发现的最重要的途径。我没有到过冬夜的日本,却能想象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落魄、哀伤与愤怒,他满口酒气、涨红着脸,冲进妓馆,难言的兴奋与悔恨。我记得他对女人常用的形容——“高壮肥白的美妇”。

不过,在钟爱上“高壮肥白的美妇”前,他的情窦是由一位纤弱的少女打开的。那是晚清崩溃前的富阳城。十四岁的郁达夫还前额剃光、脑后留着辫子,不过,他读的已是新式学堂。科举制度永久废除了,四书五经更丧失了魅力,洋学堂取代了私塾。而穿着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则变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古老的中国正进行着激烈的新陈代谢,她要抛掉旧时代,拥抱新世界,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

在洋学堂里,郁达夫和同学们操着江南口音说英语,想知道有没有外国的《三字经》和《百家姓》,他们也开始谈论异性。县城里三位美丽、时髦的少女,让所有的男孩子痴迷,她们家境富有,穿梭在县城与上海之间,带来了新世界的时髦,是新女性的象征。郁达夫致命地迷上了其中的赵家小姐,她“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型是瓜子脸”,性格开朗可人,拖一条长长的辫子。

两年里,她令郁达夫着迷不已,只要一想起她都不免头昏眼热。他为羞涩、自卑所困,这压抑了也催生了更多欲望。

直到学堂结业,要前往杭州求学前,少年人才有机会抒发自己。一个冬日的夜晚,接着送别会上的酒劲,他又来到赵家,只她一人,在一盏洋灯前练字。他走到她身后,吹灭了灯。“月光如潮水似地浸满了这一座朝南向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了转来”,将近三十年后,郁达夫写道,“我在月光里看了他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样也熬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个人就在月光下,一言不发,看看彼此,看看月亮,直到她的母亲归来,方打破这奇特、深沉而陶醉的感觉。

自从中学时读到这篇《水样的春愁》的回忆,赵家小姐就留在我心里。如今,我到了郁达夫的故居,看到了他写了又写的富春江,只要沿江走上五分钟,就到了当年的新学堂旧址,它已改成了一所小学。赵家小姐的大厅在哪里,赵小姐魂归了何方?

可惜院落里的瓜子脸姑娘不姓赵,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文化局,郁达夫故居是她的工作范围。不过,她熟悉这段往事。“应该在不远的地方吧,可惜老房子都拆了”,她说话时也带着微笑。可惜。我不知道她的故事,她被谁等待。

“噢,郁达夫,我知道。” 在夜晚的恩波桥旁,算命师傅认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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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中式的对襟褂,脸颊凹陷,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眼睛小而窄。语速奇快,成串涌出的富阳话,让我似懂非洞。我们围坐在矮凳前,我的左手摊在他的眼前,他用扇子指着掌心的纹路,提醒我“命犯桃花”,明年冲太岁,务必不能向东行……我将信将疑,却也不知道怎么确认,或是反驳。

他说这算命的手艺是外公传来的,他已练习了二十年,他从不为了钱财而说吉利话,他有自己的原则,他从事的是某种科学。他的客人遍布广州到沈阳,一些人专程赶来,一些人邀请他远游去看风水。夜色中,他的话飘乎不定。除去我的命运,我们还谈了别的。他说毛主席精通奇门遁甲,全因此,他才逃过第五次反围剿,他还说黄公望的卦术惊人——我想起来了,在漫长的一生中,黄公望的确常靠算卦为生,不知他说了多少的谎话、做了多少人生的预测,是不是对人情变故的了解,让他画出了那缥缈的山水。

即使我对算命先生的博学做了足够的预期,也没想到他这样说起郁达夫,这个至少和黄公望同样著名的同乡——“他是个下流派作家”。

九十年前,他的确被很多人这样辱骂过。那个中国,仍旧在争辩寡妇是否要守节,要不要接受包办的婚姻,但郁达夫却那么赤裸裸地表达出自己的欲望,他渴望丰满的肉体、性的欢乐,他在乎个人感受与欲望,远甚于民族与时代的困境。他触动了年轻人的心,或许是错误的触动了,还因为他把个人的压抑与时代的压抑,联系到了一起,他在偷看日本女人洗澡时,却愤恨地喊出了“祖国呀,你怎么不早日强大起来”。但他所有的欲望,却又同时被他包裹在矜持、简约的文字风格里,他永远的天真则让所有欲望都显得并不恼人。

我该怎么反驳他呢?还是,由他去吧,下流派作家与奇门遁甲的毛泽东,是他愿意相信的世界。

我和同伴去富春江畔,说服一对渔家夫妇载我们在黑乎乎的江面上游荡一周。自由、率性的水边生活早没有了,如果被警察碰到,这算是违法的营生。我真爱这江面,宽阔、平静、迷濛,一如它的名字,富有春意。可惜,江岸边都是林立的高楼,霓虹灯牌闪烁不停,江南从来是富庶之地,也像一百年前一样,上海仍牢牢吸引着这里年轻人。富庶里却缺了些什么,街头的少年人,依旧嬉闹,玩弄着手中的iPhone。他们很难知“压抑”与“羞涩”的滋味,他们在马路的一家接一家店铺的明亮灯光下成长,随时把自己的小小的焦虑与思念发给同伴,寻求即刻的慰籍。

富春江的魅力也不如前了,黄公望、严子陵的故事,还有多少人谈起。在夜色江旁的招牌中,最明亮的一个叫“塞纳河咖啡”……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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