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起床,外面秋虫唧唧,凉气袭人。翻开岑仲勉先生的《黄河变迁史》,浮想联翩。他把一条不驯服大河的历史,写得饶有趣味。作者引证翔实,质疑有据,可信。在复旦校门口书摊上以十五元购之,窃喜。此书近八百页,竖排正体,中华书局版,定价六十二元。

此次回母校,乃是同窗之情召唤的结果。毕业二十六年,期间几次沪上公干,皆无暇他顾。有一次,入住与复旦仅一墙之隔之宾馆,晚饭后,本欲乘月光回校园做思念游,途中瞅见脚手架缠绕的高耸大楼,遂作罢。这一瞥,证实了我的忧虑。曾梦见校园拆楼掘地,移门伐树,旧日场景皆失,徒剩一躯壳矣,大骇而醒,怅然良久。

对母校的记忆和眷念,在内心里做成了一份不能走样的建筑,凝固在某个角落。图书馆,相辉堂,大草坪,香樟树,诗会,讲座,舞会,女生宿舍围墙边的灌木丛,国定路夜晚卖馄饨的小摊,复旦的日月星辰。毕业初期,母校是支撑,在年轻之外,最重要的资本便是他了。有那样一个毕业证,总有一条路等着你。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名字就叫《我是复旦园里的一棵树》。

遥想当年,每月三十三元助学金,大多用来买书。无非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以及上海译文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买时如饥似渴,到手后翻翻也就放下了。现在想想,西化潮流害得人不爱看中国书,唯新唯西是从,国学荒疏。其时,文史大家柳诒徵之孙柳曾符先生开设文字学课,觉新鲜便报了名。课上了,却并未用心。陈允吉先生讲佛学,有一天说时间是假的,大家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更是不屑。时间怎么可能是假的吗?我们是时间的宠儿。

选了巴金研究,星期天,唐老师带我们去巨鹿路瞻仰泰斗,说是可以与巴老合影,大家兴奋不已。到了大师住所,屏住呼吸走到大门口,课代表上前摁门铃,却无人搭理。一班人在门口照了张相,失望而归。

入校三十年聚会,从国权路地铁站出来,一路走过去。或许因为中秋节将至,许多人脸上都挂着几分喜色。进了大门,绿树新路,鲜亮得令人狐疑,不知用了多少钱才堆出这一切?复旦精华区域,物在,景致皆非。中文系老楼现在做了校史馆,知情人称,老楼前些年被一把火烧过,现在看到的是假古董,我一下子没了兴趣。当年,没课的下午,踩着“咯吱咯吱”的木楼梯,吃力地攀上去,在灯光不甚明亮的阅览室浏览文学杂志,摘摘记记,培育心中那个美妙的文学之梦。

老复旦的景致,也就在由相辉堂、大草坪及四周老屋组成的民国情调上。如果这个自足空间周围有变,则不复有复旦味道在。如今,西南角让校外紧贴的一栋张开身子的高层住宅楼封闭了,住家的长衫短裤斜挂在竹竿上,风吹得呼啦啦作响。西北角东北角被灰不溜秋的垃圾建筑挡住,相辉堂好似匍匐在俗物膝下的河马,全然没有了以前的肃穆。其东边不远处立着一栋呆头呆脑的教学楼,更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光华楼。此楼被因为新复旦的象征,两只相连的缩头企鹅造型,刺破了校园天际线,动摇了低调均衡的园林美学,让里面充满不安分的躁动。对高度的赤裸裸的追求,令人心生怪异和轻薄之感。低矮的老楼边立有一牌,上书赞美此高楼的句子。相辉堂以及四周散布的老房子,在逼仄的空间里更显矮小。原来芳草茵茵的大草坪,现在看起来格局也小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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