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

医患纠纷造成悲剧

9月19日上午,北京同仁医院(微博)耳鼻喉科门诊的医生自发组织为同事徐文医生祈福并捐款。就在4天前,曾经在这里就医的王宝洺举刀砍向了徐文。

如今王宝洺已被警方拘捕。其妻龚女士告诉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砍人肯定不该,但拖了三年的医疗官司,一度让王宝洺“看不见希望”,从一个“好好先生”,变成了残疾,陷入抑郁。(9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的通篇报道中,没有看到相关司法部门的声音,诉讼三年无果,反遭“无限期休庭”,这法院到底有无责任?王宝洺代理律师杨春香表示,9月15日上午她接到王的电话,要求催促法官尽快开庭。杨给法官打电话后,法官不置可否。随后杨给王去电话,转述了法官的话。这应该是15号王宝洺挥刀砍向医生的直接导火索,虽然王将怒气发向了最终导火索,但作为法官在其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作为负责案件的法官,对于开庭与否,怎可不置可否、含糊其辞呢?到底是能开还是不能开,司法哪能来得半点含糊,这含糊的背后有无猫腻,还是有其他见不得人的原因呢?

从报道中或许可以看出端倪。一名院方人士告诉该报记者,医院曾接到法院通知,说9月16日此案将进行法庭调查。“这些事情,怎么医院都知道,却没人告诉我们?”王妻说。医院有没有背后做法院的工作,法院有没有徇私舞弊,没有人敢断言,但这起恶性案件的发生,相关法院其实已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你已没有沉默的权利。

报道中田禾律师认为:“这起民事诉讼为何能拖延这么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医患纠纷需要出具医疗鉴定,而这种鉴定,一般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虽然正常案件法院规定的最长审理时间为一年,但鉴定期并不算在内。而这个案子,正是在鉴定上面产生了问题,拖延至此就可想而知了。”“如此旷日持久的审理,从某种程度上诱发了王宝洺的失常行为,这也是相关部门应该考虑到的。”

笔者作为普通公民,对法律或许没有法官们精通,但我依旧认为,此久拖不开庭的案件,法院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此案中王家认为,同仁院方有“伪造病程记录、伪造医生签名、伪造手术记录、伪造手术现场”等问题。因医患双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司法鉴定停滞了。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

既然东城区法院已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那么你东城区法院应该就此质证提出自己的裁决,是不是医院伪造了相关记录,还是同仁医院所认为的徐文部分签名是补签,这样的补签又能不能影响病历的真伪,这都是你法院应该裁决的内容,公众有理由质问,法官这样的做法是负责任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曾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那是因为部分法官罔顾事实,滥用了自由裁量权,而此案中是不是相关法官因为怕麻烦,或者因为没有其他办案的动力,而致应该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却弃之不用了呢?

一个好好先生,变成了残疾人,一个治病救人的优秀医生倒下了,也将变成残疾人,这双败悲剧局面的背后,所暴露出深层次的原因,超过了医患纠纷的本身,正如相关法律工作者所言,“法治社会里,司法是正义的防线,这值得鼓励。但是,法院长久不开庭,相当于堵塞了这道防线,如果一直不疏通的话,还可能有下一个王宝洺。”“法律应该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矛盾的帮手,而不能‘帮倒忙’。”

司法作为正义的底线,是正义的化身,当这一底线让人民失望的时候,笔者深深担忧,不知道什么时候,愤怒的当事人会不会挥刀砍向法官呢?应引起相关部门的警惕和思索。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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