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高调庆祝建党90周年

2011年,中国大陆官方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同时也虚应故事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从表面舆论上看,90周年大大压倒了100周年(这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早就部署了的任务),但实际上,知识界的真正兴趣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且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前辈先烈、志士仁人的宪政共和理想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之内屡经挫折,我们离真正的宪政共和还有多远?

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荣耀

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和最大意义是结束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事件。

10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居然有一些学者文人大力论证,说中国由于自己的历史特色、思想文化传统,不适合采用宪政民主制度,目前的一党执政最符合中国国情。这种论调与100年前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宪政共和英勇奋斗的事实完全不符合,与专制王朝中保守、反动分子主张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尽管长期存在军阀、政党、政客为了私利的斗争,出现过短暂复辟以及贿选、“猪仔议员”等丑恶现象,以至于我们说中国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共和国是名不副实,但用历史的眼光看,近100年前的宪政共和的制度和社会氛围,与今日中国大陆的现状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中国人在言论、信仰、结社等方面享受的自由,仍然要令今日的我们羡慕不已。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用大陆来代表中国,那么中国的宪政民主(说客气一点是)进步甚微,我们要问,原因何在?

三民主义与训政

中国人绝非与宪政共和无缘,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历经艰难曲折,已经较为充分地实现了宪政共和。同样是在中国的大地,对于同种同文的中国人,不可能用文化、历史、传统来作解释,我们只能问:为什么在国民党治下能做到的事,在共产党治下就不能?

会有人说,不能美化国民党,不能把国共两党说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民党也曾长期专制,拒不实行民主自由。在此,不争国共两党的优劣,只谈一个根本性区别。

国民党信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同时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宪政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把实现其目标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它大遭诟病之处是训政的时间一拖再拖。共产党对训政极尽丑化攻击之能事,把它说成是压制民主、压制人民的政策,是“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的官僚作风。

训政时间太长,有主观原因:任何掌权者都不情愿权力被分享,更不愿意把权力交出去;也有客观原因:国家处于军阀割据、不统一的局面、日本的入侵、国共内战,等等。但我们要看到,训政对于实现宪政共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国民党从来没有否认“还权于民”的承诺。

马列主义与“大民主”

与三民主义和训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和“人民民主”,一方面提倡阶级斗争,推崇专政,一方面明目张胆地否定自由、民主,直到今天,针对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言,其人大委员长还明确重申“绝不搞西方那一套”。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宪政共和不是所需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坚决不要的决心。

往坏处说,国民党的长期训政相当于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迟迟不还,找各种理由(有不得已,也有借口)拖,但从来没有赖账,债权人虽然不满意,但要起账来总是理直气壮。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的主导下,台湾开启了真正还权于民的进程。而共产党则把自己的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甚至把“无法无天”的状态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们群众的大民主”,说到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不但分毫不欠,而且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

2011年,中国大陆举行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一些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表达了参选意向,结果遭到打压、拘捕。

中国大陆的情况表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离宪政共和的目标还十分遥远,要实现100多年前的理想,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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