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郭建光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百年后重新编辑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完成。影印本将于今年10月面世,目前虽未正式发售,但在《读库》网店中,定价450元的平装本已预售出800余套,定价960元的精装本,也已经预售出近200套。

此前,知名媒体人邓康延编写的《老课本,新阅读》一书,前后两次印刷共两万册,基本售罄。

还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出版社于几年前翻印的3套民国老课本,一下子进入销售黄金期。其中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社“紧急加印10万套”之后,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国老课本受捧之状,不一而论。

“大家常问我为什么要做一套老课本,其实翻开这些书看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从各方面来说,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张立宪笃定地说。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产生兴趣,源于2009年。其时,他主编的《读库》上,登载了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

几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反复阅读后,他被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邓康延的这篇文章刊发后,“反响极好”。张立宪遂产生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冲动。因为当时,他所看到的老课本,大都不全。

去年春天,他从北京南下杭州,与学者傅国涌见面。

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石鸥介绍,民国初始,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一切教科书。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随即在官方和民间进行。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来”和“去”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人’才能立‘国’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石鸥说。

傅国涌也非常重视这些“没有污染”的老课本,认为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资源。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面对如潮的翻印热,张立宪并不打算去解读其中的意义。“我们只是呈现一个多元的视角。告诉大家,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这样的课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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