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 山雨欲来:《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2011年10月02日 10:48:32

  转帖       山雨欲来:《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辛亥百年之际,傅国涌的《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从“私人记录”这一角度来反映辛亥前后的社会局面,书中选取了不同立场、不同年龄、不同视角的数百位辛亥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根据“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易帜”、“朝廷内外”、“谁覆清廷”、“财政困难”、“创立民国”等多条线索,真实还原了辛亥前夜错综复杂的世道迷局和人心消长,以别致的方式再现出中国1911、1912年之交奇特的历史景观。
 
   ○ 黄谊
 
   即便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家,再现与评价历史人物时,笔下也多少附着自己的爱憎心态。相比之下,一分为二的分析法似乎进步了不少,但世事与人性之复杂,哪里是“一分为二”就可以界定的,于是又落入“白加黑”的窠臼中去了。
 
   儿时看《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历史电视剧,往往喜欢指着屏幕上的人物发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旦角色定位明确之后,整个故事也就跟着明晰起来,看到好人得胜,就欢喜得意,看到坏人得势,难免扼腕长叹,这般“为古人担忧”,其实出自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
 
   儿童看戏,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试图将忠奸善恶一目了然的思维常态,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难以避免,即便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家,再现与评价历史人物时,笔下也多少附着自己的爱憎心态。相比之下,一分为二的分析法似乎进步了不少,但世事与人性之复杂,哪里是“一分为二”就可以界定的,于是又落入“白加黑”的窠臼中去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照理说应该是很好解读的,一则资料充足,官方文献、私人撰述、新闻报道、照片实物,可谓汗牛充栋;二则离当下不远,就其实质性的影响而言,现今的中国社会,还能搜寻到些许脉络。但一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并不比对千年前的唐革隋命或是宋承大统等历史事件高出许多,大致可以构建出这样一个模式:清廷是坏人,阻碍进步;革命者是好人,推翻了坏人,但胜利果实却让阴险的袁世凯摘走了。
 
   从史实角度来评述这一定位,自然不能说有什么大错误,但一桩重大历史事件,会是寥寥数语能够概括得来的吗?
 
   辛亥百年之际,围绕这桩历史事件,已经有不少新的著述,或者给辛亥革命来一个重新定位,或是从细节角度推翻原有的定位,也有一些全新的观点:诸如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指出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但辛亥革命的本来面目,仍然蒙着一层乃至数层迷雾,楚望台上的枪响,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多年筹划,抑或清廷的伪立宪,袁世凯的处心积虑,都只是后人梳理出来的单个场景或是线索,不足以反映人心丕变之全局。既然如此,用细节方式展现那个时代的图景,藉此了解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社会现实,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了。
 
   《辛亥百年》显然不是简单的文件汇编,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是作者的苦心孤诣所在。通过“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和“易帜”这些线索,作者将诸多私人记录中的单个案例汇聚成一卷卷收放自如的图景。
 
   傅国涌先生的新著《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
 
   和寻常记录辛亥革命的史书多选择“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不同,《辛亥百年》别出蹊径,转而从“私人记录”这一角度来反映辛亥前后的社会局面。“私人记录”的一大好处,就是无须迎合主流的叙事理念,出自个人之手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大多本于个人立场,即便事后稍有改动或者避讳,仍然能从中窥见出个体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切身感受,这一点是高度浓缩的主流叙事无法替代的。
 
   如何选取私人记录,则完全依赖于编撰者的修为,在挑选进入视野的私人记录时,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关重要,否则很容易陷入“六经注我”、“师心自用”的弊端,傅国涌先生是如何取舍材料的呢?他着眼之处,并非只有后来成为舆论主流的革命者,还包括“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此外还有当时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就“代表性”而言,已经远超单方面叙事“要言不烦”的偏颇。
 
   像稗言类钞一样收录私家记述,古已有之,但《辛亥百年》显然不是简单的文件汇编,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是作者的苦心孤诣所在。通过“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和“易帜”这些线索,作者将诸多私人记录中的单个案例汇聚成一卷卷收放自如的图景。如果说以往的辛亥著作大多是着意表现某种思想意图的影视剧,《辛亥百年》就是精心剪辑而成的一部纪录片,我们不妨选取几个例子,来体会一下那些零碎的镜头是如何剪辑成视频片段的。
 
   异常天象、谶语谣言,在信息闭塞的旧中国,往往被视为时局变迁的重要预兆,在正史中,甚至辟出《五行志》来加以记录,清朝鼎覆的前夕,上至高官,下至群氓,同样在按照这种古老的法则预测时势。一桩有关溥仪即位的故事流传极广,据说溥仪以三龄幼童即位,不能忍受冗长繁琐的朝仪,哭闹着要回家,他的生父醇亲王手足无措地安慰,说是“要完了”。这被许多人看做是“大清国要完了”的预兆。这样的传言由于寄托了流传者的别样心态,在解读过程中往往失真,但傅国涌先生从亲历者恽毓鼎那里,证实了这则传言的真实性:
 
   皇上即位,升太和殿受贺,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毓鼎时侍班于御座前……跪拜未毕,侍阉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
 
   在场者恽毓鼎的记录自然比传说更为真实,相比之下,原本是太监所说的“完了,回去罢”,在传言中演变成出自醇亲王之口,这一细微变化,在历史大局中不会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但传言的力量,则是在场者也未曾估量的。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社会学家萨孟武,当时还是少年,他们的记录,就反映出传言在社会上起到的重大影响,萨孟武这样记载:
 
   “有人告我,宣统登极之时,因为鸣炮,受惊而哭。这是预兆,清祚大约将亡。”
 
   顾颉刚则称:“有一位惯作预言的老人说,什么‘宣统’,这不是‘完结’了吗?”他看出来的,是“人民对于清政府已经绝望了的咒诅”。
 
   就在这一章节里,高官许宝蘅、德龄公主、法国人Negrier,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苏雪林、夏衍、鲁迅,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等依次出场,他们对于谣言的记录,立场或许有些差异,但所述事实却大致相符。通过这样的梳理,一则则谣言,就成了窥探世相人心的镜子,从中折射出的社会心态,无疑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在主流叙事中,这样的“革命举止”往往被后来者描述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显然没有那么从容不迫,甚至不无戏谑成分,很容易“溢出”了百年之后的读者容易设定的思维框架。
 
   西方有一则谚语:上帝和魔鬼都在细节当中。浮光掠影地看历史,能记住的固然是细节,而深入剖析历史,同样要依赖细节。在表述细节方面,私人记录比官方著述具备更多的优势,这是因为个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实有切肤之感,他们对细节的敏感度,比大而化之的官方著述必然要深切得多。
 
   后来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的胡石庵,在武昌首义后的紧要关头自办《大汉报》,第一时间刊发革命军方面的消息,成为国内外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份报纸假托“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名,因而被许多人误认为是革命军司令部所办,但从胡石庵的回忆中可以知道,他办《大汉报》完全是自发行为。原本在汉口开印刷公司的胡石庵,路上遇到几个外国人询问消息,他信口回应说,一两天之内革命军机关报就会出炉,之后他才决定办一份报纸,发布革命消息,昭告四方,一份后来被视为革命先声的重要报纸就此仓促出炉,“从社论至于各种新闻,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在主流叙事中,这样的“革命举止”往往被后来者描述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显然没有那么从容不迫,甚至不无戏谑成分,很容易“溢出”了百年之后的读者容易设定的思维框架,细节之于历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写作《百年辛亥》,傅国涌先生百般搜罗,许多稀见史料的出现,自能弥补前人著述之失,从书末多达307种参考资料,不难想像作者在搜寻历史真相路途上的爬梳之苦。而此书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以资料“自然呈现”百年前的实景。恰如新闻报道强调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场、还原真实,却往往难以实现,对历史的回顾因为有了时空的隔阂,更是难上加难,但历史的令人着迷之处,不正是在于这种无限逼近的诱惑吗?
 
   【原载《东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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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日, 8: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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