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阳光时务 | 评论(3) | 标签:时事观点

这些年来,即使出现过弹压舆论的严重事件,广州仍然获得了国内外赞许,其活跃的市民社会和敢言的大众媒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就我在广州六年的居住经验和观察来看,许多事情正在起变化。广州作为大陆抗议之都的色彩正在消褪,尽管市民一如既往地热爱它,可是谁来热爱市民?这个问题日益凸显。

文/宋志标

2001年3月,霍英东捐建的洛溪桥收费争议陡然扩大化。 2003年发生孙志刚案,收容条例被废除,此役裹挟着非典风潮的影响,酿成2004年的南都案。 2005年7月,广州太石村冲突事件爆发。 2009年垃圾焚烧厂反建运动兴起,2010年广州街头出现撑粤语示威。独立候选人则在今年参选人大代表,挑战选举潜规则。

十年来,除了这些对抗性显著的抗议活动,广州也出现了一些微型的抗议。诸如拇指妹送皮球、地铁哥举牌等,80、90世代以他们的方式参与抗议进程。透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抗议的主体、诉求、策略和官民互动都在悄然变化中。这些变化是明显征兆,描绘了社会抗议的衰微轨迹。

抗议的动员能力下降

广州的抗议活动基本属于维权行动,从环境权利、自由表达权到政治选举权,除了力挺粤语示威中隐含的反对文化内部殖民,矛头差不多都是直接指向政府,对政权的合法性构成质疑。这固然使得广州抗议在烈度和社运深度上高于其他城市,但也使得参与者和围观者,对自身安全越来越重视。

能够站出来公开抗议者身份的,从来都是少数,但衡量动员能力的强弱,也要看他们所吸引支持者的多寡,以及这些支持者展示力量的意愿。垃圾焚烧反建人士游行到市府门口,完全袒露在各种监视工具下。此后,如此暴烈的动员再没能复制,更多的人选择隐身于网络,拒绝暴露在危险的马路上。

抗议活动在动员能力上的大幅波动与普遍存在的生存恐惧有关。 2008年京奥及至2009年国庆60年,社会控制找到了紧缩的依据。举办2010年亚运会的广州,不仅在大环境上听从上级指令,也在小范围内深耕管控手段,中央和地方合力造成抗议环境恶化,这与政府加大遏制程度呈正相关。

不被代表,不要代表。这句口号出现在广州市政府前的抗议队伍中。当时主要出于策略的考虑,防止被政府离间和分化,可是也带来抗议活动去中心化的后果。无组织、有纪律,作为一种抗议的自发组织形态,于是很难推广。而这恰恰是政府打压时可以借力的方面,广州抗议的策略性考虑成了自身阻碍。

洛溪桥收费与否的角力,其动员的路径是先由政府参事发起动议,大众媒体趁势跟进,两方默契配合,共同推动议题发酵和扩散,争取最广泛的市民呼应。太石村事件则由媒体与最早进入的知识分子协力推进。从垃圾焚烧项目反建开始,体制内外的联动开始弱化,到独立参选人现身时,建制派沉默不语。

广州的抗议活动总能在第一时间浮现出私利与公益的分野,如何选择立场,自然是多种利益的算计。反垃圾焚烧示威中,李坑村民与中产阶层结成短暂联盟,可番禺板块的白领群体依照离选址远近择定与议题的亲疏。这与搭顺风车的功利心有关系,但是,被遏制了的动员能力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才是主因。

抗议联盟在体制内外的联系正在被拆散,这个判断不是空穴来风。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今年为被公司除名的出租车司机发声,该名司机因透露出租车行业收取喝茶费的恶习遭到报复性开除。韩志鹏因此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约谈喝茶,他随后在微博上以保守态度回应粉丝追问,前后表现耐人寻味。

媒体、代表委员和市民,越来越意识到各自孤守的情境,韩志鹏不是唯一受到警告的。省政协常委孟浩在追击广州市府39号文的消失时,早先得到新闻报道的小规模掩护,其后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只能到微博上寻求影响力。强行噤声或取消听众,对民意代表的各个击破大大降低了发动抗议的机会。

公共媒体集体退缩

大陆都市报1995年进入长达13年的发展黄金期,但以2008年川震为界线,报界的先锋价值进入下行衰减周期。原因很多且交织在一起。 「党管媒体、党管干部」的「两管」策略执行定点清除计划,报社内部权斗洗牌,新老员工更迭,知识界犬儒倾向日盛,价值观传承震荡等转型因素增多,加剧了这种震荡。

大势如此,广州莫能幸免。 1997年《南方都市报》创刊,盘活了广州都市报的竞争,关注公共政策成为争取广告和读者的集体行为。然而,立足川震余波和筹备亚运,广州市政府以柔性公关包裹强硬姿态,而当地报纸与政府存有利益瓜葛,或干脆出于自保,参与社会议程的积极性在显著萎缩。

洛溪桥停止收费历经政府与社会数年拉锯战,媒体坚持下来;太石村流血冲突,南都照样冲锋在前;等到垃圾焚烧项目反建,媒体下意识地自我审查;等到梁树新等独立参选人挑战人大选举,媒体早已奉旨沉默。媒体振臂一呼、市民群起攻之的时代已经在广州消失了,媒体的公共属性在冷却。

南都案影响深远,为南都的内部分化埋下伏笔。但在当时,南都编辑记者中的理想主义情怀成建制地保存下来。这在2005年的太石村事件中有贯彻,南都评论和报道的高峰则出现在2007年前后。南都的蜕变只在最近四年加快步伐,随着人事纷争和一些代表人物的出走,完整的价值体系变得破碎。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里的风云变幻,作为印记,与广州抗议活动的兴衰息息相关。

广州本土青年2010年出现在江南西地铁口,掀动静默形式的抗议,反对市政协强化国语播音、减少粤语比重的一项预案。媒体在此前饱受垃圾焚烧反建的审查,在没有禁令的情况下,在认识这一示威的意义上产生了分歧。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它寓示着广州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共事务的统一价值观分崩离析。遗憾若斯,新世纪的头十年,是广州媒体得到又失落的十年。

镇压意志软硬兼施

孙志刚案惹怒广州警界,王华元牵头展开了对南都的打击行动。 2010年7月,调任外省的王氏以贪腐罪名受审。这是迟来的惩罚,可是广州市府在早前几年就开始了新闻公关计划。公关的途径有二:一是以利益诱服,二是以强力压服。大棒与面包结合,通过与媒体的软硬兼施,诱导出媒体自我审查的长成。

太石村事件时,《番禺日报》与城区的报纸进行媒体交锋,2006年到2008年间,广州对媒体处于束手无策的守势。 2008年京奥让它们趁势而上,到了2009年后,广州市已经扭转了攻守格局,在媒体关系中转为主动。其中的一个标志是前市长、现任市委书记张广宁「视察」南方报业集团,一些未曾被注意的变化开始浮出水面。在收服了媒体之后,广州对抗议行为的处置更加自信,一扫前几年的颓势。

在垃圾焚烧项目的反建之前,广州遇到过公交车使用LPG(编者注:液化石油气)是否正当的舆论讨伐,就在触及核心利益集团的前夕,舆论被强制降温。反建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市民探知到项目背后的利益输送,也被断然喝止。广州不再忌惮于对媒体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对抗议活动采取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漠视态度。这种新的官方姿态越来越成为常态,大大削弱了抗议的深度和广度。

太石村罢选事件演化到武力镇压,而在2009年以来,官家措施中多了软性降服这一条。梁树新竞选人大代表,遇到的是两种手段的合作狙击。那些支持选民被训诫,选委会出牌以规则做掩护,混用以排斥为目的的各种招数。梁树新的失败可以预料,但他的失败不属于他个人,乃是广州长期以来社会能见度骤减的结果。在官民对话枯竭之后,隶属于公民运动多重失利的必然产物。

广州地处南方,可它终究是大陆;南方寄望于广州,可它到底还是中国。广州越来越不像我们希望的样子,离夸赞的理由越来越远。十年来,它即使什么都不是,也只会越来越像北京。换言之,在社会抗议衰败的背后,是公民—公权、社会—政府势力版图的重新调校,权力占据上风,不准备作任何妥协。

政策管道野蛮关闭

广州不再接纳社会抗议的吁求,是通过重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来完成的。驯服媒体,令它们从内部自发生长出自我审查的机制;同时,在人大和政协制度中关闭听取社情民意的渠道,市民参政议政的机会丧失。少量代表委员噤若寒蝉,当局在行政权之外抵消了监督力量,这是对社会抗议的政治颠覆。

2009年11月23日市府门前小型的游行示威,动因即在于城管委的接访机制,令抗议人群有理由聚集。广州市政府想必吸取了教训,不在行政程序上给予社会反抗的机会。虽然广州有重大决策需要征询社会意见的政策安排,但它们只是个摆设,2009年之后就被弃置了。行政管道也向市民关闭。

整个官僚系统自我封闭、利益固化的趋势在过去两年加重,公权及其驱动的公共政策按照自行理解悄然施行,假装取得了合法性。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如此,市政财政筹款办法如此,人大选举如此,一律概莫能外。权力甩开抗议的羁绊,终于不再为民意费力烦神。公共领域委靡不振,广州人正在失去公共生活。

至于今年出现的给部门送皮球,以及中学生举牌反对地铁装修中的浪费,政府都不愿意发声表态,对具体政策并未有实质感化。广州的体制变的不耐烦,哪怕是象征性的动作都不愿意迁就,显露出市民参与政策的途径匮乏,官民共治的施政原则已经被排挤出官僚体系,没有任何保障。

潮起潮落,十年一觉广州梦。未来,激活广州社会抗议面临诸多难题:媒体亟需一场重新公共化的运动,恢复言论价值,清洗体制加身的污名,为社会抗议呐喊天下正声。希望寄托在80、90年代生人身上,他们受到传统抗议模式的负累少,更关键在于,他们掌握互联网技术。

2010年,当一群年轻人毫无征兆地聚集在广州老城的心脏地带,为粤语鼓与呼时,依然给人以期望和鼓舞。也许只有他们,才能许下广州另外一个十年的梦想。这个梦想从低谷出发,已然在路上。#

摘自《阳光时务》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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