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 明末四公子的人生悲剧

(载《华商报》)

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被称为“明末四公子”。

今人对冒辟疆、侯方域更为熟悉,原因乃是这两位士人的人生际遇,和香艳故事紧密相联。清初的孔尚任将侯方域、李香君之间美丽凄婉的爱情写就《桃花扇》,影响至今。而冒辟疆先得陈圆圆的垂青,后与董小宛两心相许。并有坊间传闻,董小宛后被满清人夺去献给顺治帝,成为顺治最为宠爱的董鄂妃。没办法,宫廷政治加名人绯闻,是最有传播力的,古今皆然。

既然时人被四位公子并称,那么他们之间肯定多有共同点,否则就不会被“合并同类项”了。能称为名公子,首先其父亲不是寻常之人,一定是官员,而且是级别不低、有一定声望的官员,盐商再有钱,他们的儿子不敢和名宦之子并称。其次,四位公子都风流倜傥、文采斐然,而不是胸无点墨的绣花枕头;再次,四位公子必定意气相投,在人生价值观以及行事作风上有相近之处,他们都是被称为“小东林”的“复社”人士,在危机四伏的王朝末期,痛恨奸臣当道,希望有所作为。最后,被成为名公子的,多是胸怀大志而不得大用。四位都是仕途不得意的士大夫,如果能像同时代的吴伟业那样少年科第,年轻轻就当了高官,人们就会称其为“老爷”而非“公子”了,四人中只有方以智在崇祯十三年中进士,但此时离北京陷落不到4年了。

四人中,陈贞慧年纪最大,他生于1604年,比方以智、冒辟疆大7岁,年长侯方域14岁。他的父亲陈于廷也最为有名,曾是和黄宗羲父亲黄尊素等人名列东林,官至左都御史——品秩和六部尚书平级,乃全国最高监察官员,相当于中纪委书记。陈贞慧不仅是四人中当然的大哥,而且是当时受人敬仰的文坛领袖之一。崇祯登基后,清算了魏忠贤的阉党,阉党人物阮大铖被免官,蛰居留都南京,到处活动,企望东山再起。而“复社”的大本营在江南,当然不愿意此等乱臣贼子重新得志猖狂。陈贞慧与吴应箕、顾杲共议声讨阮大铖,由吴起草《留都防乱檄》,在南京到处张贴,搞得阮大胡子如过街老鼠,只得闭门不出。

方以智的家族在四人中最为显赫,他出身于桐城方家这一大族,曾祖父方学渐,精通医学、理学,著有《易蠡》、《性善绎》、《桐夷》、《迩训》、《桐川语》等。祖父方大镇在万历年间,曾任大理寺左少卿(最高法院二把手),著有《易意》、《诗意》、《礼说》、《永思录》、《幽忠录》等书。外祖父吴应宾,精通释儒,著有《学易全集》、《学庸释论》、《宗一圣论》、《三一斋稿》等。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方以智本人的学问成就在这四人中也最为杰出。

冒辟疆是蒙古人后裔,父亲官职在四人父亲中是最低的,做过守备副使,是个五品官。但此人是四人中第一帅哥,或许血液里有蒙古贵族的基因,他长得高大而儒雅,行事浪漫,又有才华,是天生的美女杀手。明末两大绝色美女陈圆圆、董小宛对他一见倾心,宁愿给他做小妾。

侯方域年纪最轻,后人对其故事最为了解,有赖于《桃花扇》这出名剧的传播。其祖父和父亲也都是东林党人,祖父官至太常寺正卿(九卿之一,侍郎级别),父亲官至兵部侍郎。此人也是才气纵横,十七岁就替父亲起草奏章。《桃花扇》中他碰到李香君时,其父因得罪当朝大佬,以“糜饷”(浪费军费)已被逮下狱。所以落魄的侯公子连泡妞的钱,都需要别人资助。父亲尚在狱中还有心思诗酒风流,其友黄宗羲对此很不满意。

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家族的荣誉、个人的前程所依靠的大明朝宣告覆亡。满清兵锋南下,陷于内斗的弘光小朝廷支撑一年后也完蛋了。时局发生天崩地裂的大变化,这四人尽管都处于末世,但性格即命运,他们有着不同的选择,这不同的选择也决定其历史的评价。

老大哥陈贞慧因曾带头批阮大铖,被阮所恨。南明弘光朝,阮掌握大权,便迫害陈贞慧,陈曾一度入狱。满清占领江南后,他坚决不出来做官,隐居家乡宜兴,十余年不入城市。保持了作为明朝旧臣的气节。

方以智学问最大,当过明朝的命官,因此清朝入主中原后,目标最大。清兵大举南下时,他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满清官服,右边放了一把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选择那把刀。满清将领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方以智于顺治七削发为僧,改名弘智。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因被怀疑和抗清力量仍有牵连而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十月七日(11月8日)因疽发卒于舟中。另一种说法是:被押解的方以智行至惶恐滩头,效法文天祥,投江殉国。

满清统治中国后,侯方域并未像《桃花扇》中所演的那样出家当道士,而是富贵心不死,于顺治八年应河南乡试,可并没有考取,仅仅中了副榜(安慰奖),且多有诗文歌颂新朝统治者,时人讥讽其晚节不保。后来陈寅恪先生对其抱以同情之理解,说侯方域“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侯方域因大节有亏,又没有当上满清官,怨愤交加,年仅三十六便郁郁而终。他的朋友、两朝为官的吴伟业(梅村)在他死后,经过其故里,写诗悼念:“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将侯方域比拟成侯赢,侯赢以死报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这显然是为侯方域辩解,其实也为他自己辩解。声名已污,如何辩解得了?吴伟业在临终时,写了一首可视为遗言的绝句:“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梅村22岁时参加会试,崇祯帝亲自在其试卷上批示“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殿试拔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从此仕途顺遂。对明朝他确实是“受恩欠债”。吴梅村死前的忏悔,和侯方域的“壮悔”心情,应当差不多。

乱世翩翩佳公子,终不免悲剧下场,这就是历史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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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6日, 10:31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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