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品 | 评论(0) | 标签:社会媒体, 英国骚乱, 卡梅伦

以下是为《南方都市报》写的一篇评论,讨论一下骚乱期间英国首相卡梅伦“管制社会媒体”的提议以及英国社会的反应。《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编辑阿登这几年一直鼓励我写作,还经常提供话题建议,我们还时不时就有关议题开展讨论。能遇到这样一个好编辑真是福气。阿登马上要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硕士课程,相信在新的环境中,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对今后的事业大有进益。

管制社会媒体之争体现社会制衡力

英国发生骚乱之时,当地媒体除了大量报道骚乱进展和波及地区之外,也会提及一下世界各地对英国骚乱的看法。其中一则来自中国的报道是《环球时报》上的文章,赞扬英国在管制社会媒体上“现在态度变了”。几天之后,我在财经网看到文章指称“卡梅伦遭中文媒体曲解”,他提出的是禁止策划犯罪活动者使用社会媒体,而非关闭社会媒体。

财经网的认真态度值得赞赏,卡梅伦的这番讲话是在骚乱发生后,在紧急复会的英国下议院有关骚乱的辩论中提出的。他确实只是提出政府会与警察、情报机构和企业界讨论在骚乱发生时是否应该禁止骚乱组织者使用社会媒体。

然而在这件事上,如果把讨论集中于卡梅伦具体提出哪些政策来“管制”社会媒体,实在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忘记了在英国这样一个权力制衡相对完善的社会,英国首相想干什么,并不等于他就可以做得到;即使是他有权这么做,在这样敏感的问题面前,也存在着一个说服公众获得支持的问题。所以即使卡梅伦想管制社会媒体,也没有那么简单。英国政府已经拥有紧急执行权,可以关闭手机信号站等通讯设施,但这么做产生的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会让政府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南都网)

因此在英国,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的辩论,并不在于卡梅伦言论的本身,而是在于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政府是否有权禁止、是否有正当理由关闭社会媒体?

卡梅伦这一提议遭遇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来自对其有效性的质疑。首先,那些最流行的社会媒体如Twitter和Facebook等是否成了组织骚乱的平台,本身并无定论。《卫报》收集了英国骚乱期间在Twitter网站上出现的相关微博250万条,初步分析发现,大部分微博是对骚乱的反应而不是煽动组织骚乱,相反骚乱之后伦敦市民的自愿清扫活动却是在社会媒体上进行。其次,即使发现有人在使用社会媒体煽动组织骚乱,如何做到精准地防止这些人使用社会媒体,还是一个技术上难以实现的问题。

针对这一提议的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对政府滥用权力的质疑。今年几个阿拉伯国家发生全民抗议活动之时,和其他西方国家首脑一样,英国首相卡梅伦对这些地区的政府管制甚至关闭社会媒体或互联网的举动提出了谴责,认为这样的做法妨碍了言论自由。现在他提出想管制英国的社会媒体,自然受到对人对己使用“双重标准”的指责。虽然在英国国内有不少人同情甚至支持卡梅伦的提议,但是大部分人担心此风一开,政府和警方会在公民举行正当的游行集会示威抗议活动中采取同样措施,一步步地侵蚀自由表达的权利。

政府有保障公民安全的职责,为提高效率,往往偏向加强权力控制、限制个人自由。检验一个社会是否有全面的制衡力,就要看公众到底在多大程度有制约政府行为的能力,不管是通过政治、舆论、法律手段,还是通过手中的选票。

可以说英国政府在处理大多数问题上还是理性和尊重公民自由的。然而其原因之一,正是英国社会不相信政府永远都会自律、永远都能在保障公民安全和言论自由上保持良好平衡,因此公民必须牢牢把握住自己通过政治法律舆论等途径约束政府的权力。一个政府表现良好,往往是因为人民不相信它总能表现良好。

原文链接: http://taohuawu.net/2011/08/31/controlling-social-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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