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思想》 | 评论(0) | 标签:崔卫平, 文革, 知识分子

文/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革命传统曾经用「封资修」来称呼所有过去的人类文明成果,认为它们是「大毒草」,弃之不顾。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点。

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甚至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喝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能够理解。

这个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从中又发展出了别样东西。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种将心比心的悲悯,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觉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权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现在「老百姓」当中的他们,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彷佛质地不同的两个物种。

而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长时间之内,「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体制之内」对立面的存在,因而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整个民族的目标替换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民族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国家部门本来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今成了这个国家最成问题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成了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最终将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最终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我们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的专制,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如何不让那样的悲剧再度上演。的确,我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在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

哪里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谓「天翻地覆」的某个戏剧性的日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而实际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缭乱,问题是往何处去变。

前面提到关于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欢使用「必须」、「只有」这样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维尔是将昆德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作为一个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当中。而且哈维尔反复强调,他与朋友们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发言权(支配权),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这样去做。余杰的说法,让我想起曾经流行的那种高音及个人道德制高点的意味。

最初的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的工作起点:比较起来,我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更为敏感,对于人们在言论和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思维定势更为敏感,尤其是当我看到某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强烈反对的声音,但其背后,却拖着一条浓重的过去的阴影,是在复制对方的思维方式,这种时刻我就会感到特别不安。比如2006年余杰与王怡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临时抛开本来说好一起见面的郭飞雄,理由是他不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我看来,作为「民主的反对派」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反对当权者容不得异己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要重复同样的错误呢?

事情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所谓「后极权主义社会」,允许人们有吃有喝,用哈维尔的话来说,即仅仅拥有选择电冰箱与电视机牌子的自由,而不能自由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某些政治性的话题被禁止公开谈论,在网络上也不行。比如「六•四」,比如「」、「艾未未」,还有许多被监禁的人们,他们的名字随同他们的身影一同消失在公共光线之下。人们也不能就这个国家的去向、就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提出不同的方案,以供讨论和参考,比如08宪章。谁要是想「突破禁区」,罚单很快就会到来,遭到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能量便越是选择阻力较小的地方去释放。因此,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扩展公共话题,尤其是不去回避那些不能回避的公共话题包括政治话题,是十分需要的。

另一方面——它十分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除了建设我们的公共生活,还要同时建设我们的「个人」,这里指的是有责任感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个人。我们国家从前很长一个时期之内,「个人」被视为危险的和罪大恶极的一个词汇,任何个人的要求、利益、想法,都被认为是腐朽的西方思想,是需要铲除的。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缺失,同时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那就是将一切都向外推,碰到任何不顺心都是国家不好、社会不好。在食堂饭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的问题。有些事情比如生产安全,是同时需要当事人本身也要警觉和负起责任来的,而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当我读到哈维尔以个人良心作为立足点,感到这既是一个道德的立场,也是一个个人的立场——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身份、个人的起点、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责任感。在我们这样有着长期屏蔽「个人」的地方,提倡一种「个人的特立独行」,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有「个人」在先,才会有「平等地尊重每个个人」在后。当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不同意见,他才有可能慢慢去学会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认为它们也同样重要。

比较起来,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带有更多知识分子的色彩;而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则扎进广大社会之中,与工人阶级的要求齐头并进。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库隆(J. Kuron)、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提出的「重建社会」,同样切中了这种制度的要害。在这里,「社会主义」分成两个互不相干且互相对立的词汇:「社会」与「主义」。结果是要「主义」不要「社会」,尽可能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平行联系,将这种联系当做一种挑衅,不管是行业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大学联盟,都被视为有潜在危险,从而把人们陷入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前面说过,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不信任社会。最近最高当局正在试图用「社会治理」一词代替被诟病的「维稳」,然而在其表述中,「社会」仍然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学习、听取的主体。在他们看来,政府是老师,社会是学生。甚至「公民社会」一词,从2010年10月份也开始从报纸上消失。

在种种箝制之下,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发育、自我建设的过程。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一样重要。尤其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得由自己动手,来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符咒。如果不是曾经举行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手续」或者「仪式」,哪怕到了美国、英国、瑞典、墨西哥,这个人仍有可能保留很多那样的东西,比如恐惧、冷漠症、抢夺道德制高点、患了关节炎的病态自尊心,以及不善于与那些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共事等。因此,在今天关注民主、人权的人们,包括那些被官方视为敏感的人们,他们实际上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们一样,并不拥有某种天生的免疫力,并不拥有任何特权,称自己不需要警惕和剔除自身专制的阴影。他们并不会因为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受到官方压制,就免除了学习民主以及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免除了听取不同意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我在那篇〈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方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我们不能是一批新的「天兵天将」,不能再来一次——怀揣着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从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相反,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和公众中去。在接受种种限制的条件之下,拓展思路和开辟工作。

在这篇奉命作文的题目是「我们到底要什么?」的文章中,我最后想说的是,当然我们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但是面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公众,我不想回答「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是如何「非要什么不可」,或者我(与我的朋友们)设想中国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不是这样的。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说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充分的讨论,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体现。至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及各种具体的政策,则需要允许不同立场、意见冲突的人们来讨论,让大家来选择,而不会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而遭遇牢狱之灾。言辞是行动的引导,没有身处其中人们的充分讨论,谁能够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非常赞同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的这个表达,钱先生本人经历了台湾民主转型,有着许多切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极具警醒意义。他说:「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的说理方式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分子做的。」(〈略谈「公共型」知识分子〉)

崔卫平,原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研究和写作的兴趣在于公共文化、反对文化、电影及诗歌等。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上) / 2011-10-22 09:33 / 评论数(0)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16)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0)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0)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1)

美国私立高中搜索引擎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