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记者:- 在您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否是这个世纪初的一个主要事件?

多姆纳克:我想说的是,中国跻身于世界第二大强国是本世纪初发生的两个最主要的现象之一;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西方的衰落。但是西方衰落没有中国崛起那么引人注目。真正让中国迈出一大步的是西方正在经历的危机,特别是欧洲所经历的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成功地处理了这场危机。最显著的是2008年秋,中国经济大规模复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灵活地控制由于快速经济增长而引发的通胀。如果掌控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必然下降的局面,这是考验中国领导人的一大议题。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这些成果还不是决定性的。

《世界报》记者:- 中国目前的强大是否有其历史延续性?我们是否又回到了过去模式的世界秩序?

多姆纳克: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从这个角度提问题可以搞清楚经常被人们忽略的两个方面。中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曾经是不可置疑的强国,甚至可以说是她曾经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国家。

在中国前期的历史中,它曾经经历了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甚至政治分裂的时期。由此,把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说成是一个辉煌历史,这是不妥当的。当今的中国也不是再次经历其辉煌历史的时段。

事实上,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今,中国也没有恢复其昔日的辉煌。

《世界报》记者:- 中国是否仍在增强其霸权?

多姆纳克:很难用霸权来形容中国在世界施展其影响力。
中国必须应对远远超过其实力的美国,特别是在军事上。中国为了满足其原材料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市场,同时她也离不开世界其它市场。

这样看来,中国不仅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而且中国从根本上仍需要世界其它国家。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领导人不寻求霸权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中国领导人寻求的是与邻国不发生边界冲突、与此同时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世界报》记者:- 人们是否会担心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中国联合印度与俄罗斯形成一个轴心力量?形成这股力量后将与谁去抗衡?

多姆纳克:我觉得很难对中国联合俄罗斯甚至印度产生某种担心。事实上,无论近来普京访华取得何种成功,中国和俄罗斯一直是互相提防的两个邻邦。在中国人领导人的眼中,印度也已渐渐成为中国明天的对手。

其实,真正的情况是,欧亚大陆在未来竞争一定会大于合作。

《世界报》记者:- 几年前中国获得了美国经济战略要地,在葡萄牙买了商业港口。这种做法是否是为了更好地渗透中国制造的产品?这将对西方工业产生何种影响?

多姆纳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提醒西方国家领导人有必要监督中国在西方的投资或从更广泛的程度上监督这个大国在西方不同地区政治和经济行为。例如,中国在希腊或葡萄牙等欧洲东部地区的投资都是有目的的投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中国在这些地区影响。

此外,我只能谨慎地提醒大家,西方很多高层情报部门非常低调但很坚定地提醒政界领导人,中国在西方的间谍活动,特别是技术间谍活动已经超出了冷战最高峰的水平。

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中国在汽车技术或在高速铁路技术上的工业间谍行为。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汽车款式的设计不仅仅来自中国工程师的大脑。

我认为这方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但中国成功的唯一原因绝不只建立在剽窃西方工业技术上。中国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它依赖的是中国精英的聪明智慧和中国人辛勤的劳动。

《世界报》记者:- 一个走下坡路的西方怎么和中国竞争呢?

多姆纳克: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西方在走下坡路。在我看来,西方当年的崛起靠的是创新和智慧。如果西方丢失了创新和智慧这两个使其走向繁荣的基本优势,那么就可以说西方开始走下坡路了。

只要这两种因素持续在西方社会精英和民间保持活力的话,西方就有可能向中国展示它的优势。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西方最致命的弱点是它失去了智慧和创新精神。

仔细分析起来,中国当今没有能力培养出发明家。中国培育的研究员大都在模仿或使用其它人发明的新技术。中国至今还没有获得过开发新技术的诺贝尔奖。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大面积的腐败和精英过于贪婪。这些社会弊病都会掩埋中国经济活动家的智慧。

《世界报》记者:- 社会问题会不会延缓中国经济的增长?

多姆纳克:社会因素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央政权如果能够深入使精英在民众起到广泛的作用;如果中国有能力培养出创新的精英;如果中国老百姓继续相信今后的生活会更美好的话,中国政府可以减少很多目前出现的弱点。

我所说的社会弱点体现在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上、体现在一些人喜欢展示他们权势上;而另一些人试图逃避中国的现实。中国政府让民众生活好起来了,而仍有很多人表达了想离开中国的意愿,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我所要补充的一点是,想离开中国的人多过返回中国的人。三十年来,离开和返回中国的比例是3 : 1。这个比例三十年没有改变过。国外人往往会忽略这个现象。

《世界报》记者:- 是不是中国政府让民众生活好起来的开放政策使得西方对中国不尊重人权的批评声显得苍白无力呢?

多姆纳克:当然,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使得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生活比过去好了。据统计,近30年来,有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现在中国缺少的是质的提升。例如行政机关的权力仍沉重得不得了。社会民主根本就不存在。要想等到中国更大的变化就要等到中国经济转型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必然将由国家主导的出口经济演变到消费经济上。在消费者经济中经济伙伴必然会更多、更自由。

这种经济转型可能迫使当局减少对民众的控制。

虽然中国的人权现状仍然很不理想,但不管怎么说,和中国30到40年前的人权状况比起来,中国在人权上取得了大的进步。

举一个例子,中国七十年代的良心犯有数以十万计。而今算上被官方禁止的邪教关押人数,被关押的良心犯可能有几千或几万人。

《世界报》记者:- 中国是否会延着西方的模式继续发展现代化?她会不会全盘西化?

多姆纳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们不能笼统地看问题。

首先,中国没有实力全盘西化。她离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还相差甚远。西方的习俗和中国表面的社会道德是相斥的。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将成为大规模城市化的国家。30年前,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亿多;而今她的城市人口将近6亿。再过30年,中国城市人口有达到10亿人的可能。

是否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认为中国在西化呢?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的变化都将是巨大的。中国文明将面临全新的挑战。中国自身在近代史上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变化。

《世界报》记者:-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过几年,中国的情况会将是个什么样子?

多姆纳克:中国近几年的国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经济是否可以保持高增长。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可以保持在5%以上的话,城市化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可以是的内陆省份的民众受益。

如果达不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那将发生很大的区别。将来的变化就要取决于中国是否可以保持团结。作为这么一个大国,其中50%的人口不会讲标准民族语言,30个省份有30个不同的民族,保持这么大国家的团结不是一件易事。

《世界报》记者:- 中国近来动车追尾等交通事故是否暴露出中国经济发展体制除了故障?

多姆纳克:当然是这样。但也不能过于夸大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忘了法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时候也发生过煤矿和铁路事故,有的事故还相当严重。

事实上,我倒是觉得矿难频发更加令人担忧。另外,中国公路交通事故每年致使10万人丧命,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世界报》记者:- 中国是否面临不可逾越的环保和社会“债务”呢?

多姆纳克:还清社会债务这比什么都难。中国政府将很难支付13亿人的社会保险。修复环境也将是一个长期而昂贵的社会责任。

《世界报》记者:- 它将对我们的生态系统和资源的枯竭带来何种压力?

多姆纳克:我觉得很难。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要敢于向中国政府实话实说。但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让西方害怕。西方国家没有勇气让中国彻底解决问题,例如在环保问题上,西方就缺乏勇气向中国提出改善环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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