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道德底线是一件无比时尚的事情。无论官家、媒体还是街头的百姓,每个人都义愤填膺,每个人口中都会流露出对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的愤怒,进而以一句“道德底线”作为结尾。然而当我们真正面对所谓“考验”时,又有谁能脱离一个处于这个社会环境塑造的“好人”的境界呢?我们太习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说话,也习惯了在道德的低谷里做事。一高一低,诠释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和诡异的人生真理,其实,我们也看不懂,到底是哪里错了?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有理由问自己一句:倘若自己是小悦悦事件中的一个路人,你会怎么办?

今天,我们约好不谈道德底线。道德底线只有在事后才能被人记起,成为官家、传媒以及围观百姓的谈资。是否,我们会一次次的陷入一个预设的道德陷阱里?面对一起起本可以避免的事件,都会被人引入道德底线的讨论里?以小悦悦事件为例,我们固然可以去批判国人的冷漠,但这毕竟是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件,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我们将罪犯搁置在一边,而一门心思的去批判18个路人,是否被别人转移了视线呢?当广东当局开始掀起道德批判时,当你随着媒体道德大旗高举双手、口吐愤怒的同时,是否意识到早已成了勒庞笔下的那群乌合之众?我们必须警惕当局对待任何事件的道德化处理,一个扬言依法治国的政府,面对一起起涉及民众生命的事件时,仅以道德的名义予以解读和对待,这是对民众生命的蔑视,也是对法律的蔑视,所谓依法治国,不知是谁的法,如何执法的法。

而就在本周,蟹妈被重判4年,突然想起那天一张华尔街示威者高举”当不义写进了法律,抵抗就成为了义务“的图片。其实,“不义”的法律还不可恶,最可恶最狠毒乃是不独立的法律,法律成了某些人手中的玩偶,而我们,成了被玩偶支配的玩偶。这远比所谓道德底线沦落更严重,可沉浸在道德反思里的你、我还有他,在当局的鼓动、在媒体的传播之下,是否也该有所警觉呢?
就在本周,十七大六中全会从战略上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了部署:各级党委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按照《决定》确立的目标、谋划的战略、提出的举措,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就在本周,胡晨晨自编自演的临沂挨打骗局被揭露,我们更希望这是一起恶意事件营销,而不是当局起谣进而灭谣的手段。就在本周,北京日报以匿名评论员的身份强烈抨击微博非实名制,并要求其立即改正。所有这些都比道德底线的倒退严重一百倍,你也没有警觉吗?

本周,鲁迅的一句话被诸多人说起:“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70多年了,我们依旧在道德的负坐标上徘徊,这是你我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也是当局极力不想让我们意识的事实,他们在一次次为我们灌输我们的道德是在这几年沦陷的,曾经我们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然而事实上,没有太多证据证明我们的道德在这个制度下提升了多少,所谓“制度性冷漠”也不过如此。这种制度性冷漠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肢解,也是对西方道德片面的混杂物,它不伦不类,寄生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土壤里,是个不折不扣的怪胎。

由台湾《中国时报》专栏集合而成的《我的小革命》开篇写道:废墟长出一句话,乱世守护半亩田。他们是一群台湾社会转型时立志改变社会的年轻人的内心独白。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信念,我们理应摆脱洗脑式的官家宣传以及无良的大众传媒宣传,在这个制度性冷漠即将深入社会骨髓的时刻,从自身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打造自己的小小革命,坚持“做多少、算多少”的理念,去努力改变这一切吧。

真的,今后就不要再谈道德底线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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