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来: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

(2011-10-21)

早报导读

● 周慧来

  被戏称为“乔帮主”、“乔教主”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去世后,中国网民纷纷于缅怀和悼念之外,发出了一个提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乔布斯?就连《参考消息》也以文章“中国呼唤乔布斯式的创新人才”登上头版头条。回答这个问题,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百年历程可以提供一个视角。

个人主义是创新精神根源

  据报道,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最近颁布《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意见》,将斥资5000万培养1400名“”。凤凰网为此做了一个专门调查。在“你怎么看待宁波5年5000万培养1400名‘’?”的提问中,占比最高(50.3%)的观点认为宁波市的选拔做法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体现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你认为什么才是让中国涌现更多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所在?”提问中,回答“创新人才需创新土壤,政府需要呵护而不干预那块土壤,让种子自由生长”占34.8%,比例最高。

  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iPad和iPod等系列产品以独立、自由、叛逆为主打风格,其实这正是乔布斯本人的真实写照。无论是苹果公司的产品,还是乔布斯本人,创新是其灵魂所在,个人主义文化和制度则是这种灵魂的根源和动力。

  由于个人主义反对将个人地位置于社会或共同体之下的集体主义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相悖,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语境中,个人主义的理解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作为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代名词,个人主义被界定为以个人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代表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根本原则。

  殊不知,个人主义的精髓是反抗权威,强调个人自由、个体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在政治哲学上,个人主义主张国家应该仅仅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工具,保护个人能在不侵犯他人同等自由的情况下做出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个理念与集体主义刚好相反,集体主义强调个人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即使牺牲自我利益也在所不惜。

  尊崇救世主就是自己、个人权利不可剥夺、个人力量无限、自由竞争适者生存、机会均等和反对权威是美国式个人主义的主要内容。个人主义不但作为美国的文化长期传承,更关键的是宪政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为之提供了强力支持。

  美国在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确立了以“天赋人权、个人中心”的政治哲学为建国思想基础。建国后,以代议制、两院制、联邦和地方权力划分等众所周知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对美国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因此,当奥巴马政府为债务危机和经济刺激政策而被国会两党政治斗争所困时,我们应该看到正是政府的有限权力才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创新之乡。由于政府对国家资源和权力的有限控制及行使,个人才拥有高度的自由,创造性才能得到有效挖掘与应用。这使得美国像一条创新生产线,源源不断产生出乔布斯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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