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邓小平中兴”还是“民族伟大复兴”?

(2011-10-20)

早报导读

● 相蓝欣

  数年前,笔者曾对中国国内一度流行“和平崛起论”提出强烈质疑,并在《联合早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处撰文批之。笔者的论据是中国处于“民族复兴”(restoration)的过程中,“崛起论”(rise)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给中国外交的实际操作带来被动。但是,当“民族伟大复兴”取代“崛起论”后,中国官方媒体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发展路径已定型,太平盛世也已到来。近来对“中国模式”的吹捧更是误国。作为”复兴论“的始作俑者,笔者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究竟是“民族伟大复兴”还是“邓小平中兴”?现在看来,还是“中兴”(英文也是restoration)比较准确。

  所谓中兴指一个政权中途振兴,转衰为盛,常以当政者名号命之。首先,从“天命”(即合法性)来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能算是中兴,因为改革之初,政权并未更换。古人云:“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谓之中兴。”再者,“民族复兴”的标志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因为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有过出色的表现,而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的重建,即“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的复兴。到目前为止,“邓小平中兴”对“德治”这个中国独特的传统非但没有继承,反而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改革之初贫富差距小,用“拨乱反正”偷换“中兴”概念尚可行,现在的社会问题早已超出了“中兴”的框架,政治体制成为从“中兴”向“民族伟大复兴”过渡的障碍。

  中兴也分两种,一种是政权灭亡前的回光返照,比如清末同治时期出现的“中兴小阳春”;另一种是重建政权合法性,比如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将汉家天下再续近200年。“邓小平中兴”属于哪一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兴尚未成功,仍有夭折的可能。然而,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中国的政治危机已集中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也就是说,财富集中的速度如此之快,不能不令人担忧。一方面,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定性的国家,人民收入的差距没有理由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取得财富的手段主要是权力。邓小平曾说过:“如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但是,两极分化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层没有人承认过失败,也没有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

  所以,在全社会层面,“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现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相结合,并以此为主导的“文化建设”,将制造出最危险的社会炸弹。因为马克思强调从体制结构来看分配不公的原因,而儒学传统注重人的修养来找腐败的根源,把两者结合起来看现实,岂不是为人民造反提供最佳的意识形态根据?

  清除体制内的腐败,打破权力对经济主体的垄断,是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积重难返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做大蛋糕”先行还是“切割蛋糕”先行的论点都是转移大众视线。“同治中兴”的名臣冯桂芬曾指出,当社会精英借体制内的明暗规则(例)谋私利成风时,社会动荡即在眼前:“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如果说同治中兴失在“官督商办”,“邓小平中兴”则失在无节制地“让一部分人先富”,因为一夜暴富的几乎都是体制内之人。从长远来看,邓亲自支持的早期私企“傻子瓜子”,岂是体制内的“私募基金”的对手?

  中兴有功之臣借“洋务”和开放敛点钱财,百姓尚可原谅,但若贪无止境,以“洋务”误了“国务”则不可宽恕。社会稳定便是首要国务。在传统中国,帝王是靠“天命”来统治的,规矩之多,头衔之大,不足为奇。他们需要一种神秘的光环来支撑政权的合法性。头衔最长的也许是乾隆皇帝:“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共27个字。不过,皇帝的头衔至少有传统依据,包括四大要素:姓名,年号,谥号,庙号。自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五段式的历史观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变成了“封建”时代。但这个“封建”既非古代“封邦建国”之意,也非欧洲的封建主义,而是一种毫无学理价值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共产党革命时代,封建往往特指革命对象,即军阀和土豪劣绅。到了1949年之后,则变成一切守旧的人和思想。

  中共在建国后对“封建残余”本来是不耻为伍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共给自己加的定性头衔(又称行动指南)居然比“封建”时代更长。中共十八大的党章修改后,这个称谓将起码有31个字。中共八大的党章直接定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亦未进入。到了十五大,行动指南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共17个字。及至十六大,加上“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26字。而到了十八大,至少我们可确定的是5个新字“科学发展观”,或许还有“和谐社会”。

  更有甚者,修党章的着眼点只在谥号,即为前任评功摆好。既无逻辑,又无章法,只好凭空堆砌。读来诘屈聱牙,文法完全不通,如用外文诠释,更加勉为其难。其实,“邓小平理论”用“猫论”即可概括;所谓“”,究竟是说中共“必须代表”还是“已经代表”也语焉不详。“科学发展观”实际等同“为人民谋利益”。其实,只此一条便能够凸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并对执政基础做出清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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