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凤凰网历史频道编辑蔡信

 

 

一、评判历史的首要标准是冷静客观与求实

 

凤凰网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而言,这似乎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常常是先预设结论然后再进行推理论述,并且往往是批判历史人物,缺乏必要的温情与敬意,产生这样的态度的根源是什么?怎样认识历史就意味着怎样看待未来,在此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重塑近代史,重新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并将新评价推而广之?

 

:历史可以增长知识,提供鉴戒。现实环境也会刺激历史研究者思考,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对史料的选择和分析。从这个角度看,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些道理。

不过,不要将克罗齐的这句话绝对化。

第一、“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源远流长;求真,好奇,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考古学一类的历史研究往往远离现实,民俗史也旨在记录正在消逝的社会生活,诸如此类的历史研究不能妄断为当代史。

第二、一个成熟的史学家总是把排除主观的情绪和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奉为圭臬,把还原或接近历史实际放在第一位。

第三、即使一些可以给现实强烈启示的历史论著,通常也是史家求真的产物,读后的感受随阅读者的主观状况的差别而见仁见智,一概归之为“当代史”有失偏颇。

第四、如果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统治者或其他人据此胡乱推测乃至追查史家的现实意图,就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干预学术乃至进行政治迫害打开了大门,非常危险。

此外,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温情与敬意”,或严厉谴责,折中、持平,都不能作为预设的前提。首要的标准是冷静、客观、求实,为还原历史作出新贡献。贵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通过研究者自由论辩和读者自由选择不断接近历史实际。这是繁荣历史研究普及历史知识的唯一正确道路。

 

二、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凤凰网历史:大一统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中,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我们常常认为国家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观念存在,否则社会就会乱掉,在这样的环境下,该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维的人?教育的教化功能是一种传统,加之统一考试(教科书统一、试题统一、答案统一)的影响,今天该如何确保人的独立思维?

 

袁伟时:春秋、战国群雄并起,造就了中国思想文化罕见的辉煌。欧洲小国分立,此起彼伏,在激烈竞争中,熔炼出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民生命财产是否安全,生产和生活有没有改善,文化是不是繁荣,人的自由度有没有提高,如此等等才是评判历史的最高标准。统一或分裂,则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客观地断定其是非功过,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

现代公民的主要标志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市场经济和思想启蒙的合力熔铸出来,并在与统治者蓄意建造的蒙昧主义意识形态抗争中确立的。

当下的世界,通过区域联合,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斯时斯地,我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三、清朝覆亡在于关键时刻不敢实行宪政

 

凤凰网历史: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更多的是由于清政府自身原因,当时的人多认为清政府改革有名无实,并无诚意可言,以当时的情形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的,但今天看来,清政府其实也是想要改革的,因此也有论者认为真正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步伐过快,措施过乱造成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袁伟时: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废除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与司法合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开始预备立宪,包括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和成立谘议局、资政院;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真金白银。

断定当时的改革“有名无实”,过于轻率。至于有无“诚意”,这又涉及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推测主观动机,还是检查客观效果?前者的评判,受评判人主观的影响太大,人言人殊,意义不大。对历史研究者说来,后者才是值得关注的。

清政府覆没不是由于改革过快。恰恰相反,不敢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实行宪政,错误地剥夺民营资本、开枪屠杀保卫自己财产的民众,才是它走向坟墓的引魂幡。拙作《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炎黄春秋》2011年7月号)对此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

 

四、清政府破坏法治最终导致自己灭亡

 

凤凰网历史:目前流行的看法都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清朝覆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川路公司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才显得合理乃至于最终化解危机?另外,在保路运动中,处于基层的所谓股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并认为政府的行动将导致国家灭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袁伟时: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企业没有违法,政府不应干涉企业内部事务。企业内部的混乱,应该由企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自行整顿;其中违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依法介入。

对川汉铁路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政府没有遵循上述途径,而迳由朝廷批准邮传部把公司经营的业务收归政府办理,并强行接收公司的资产。这是清政府严重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行为。而当股民和地方、中央的民意机关(谘议局和资政院)在历时三个多月的保路运动中,一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的时候,官方不但不回到依法办事的正轨,四川地方政府反而开枪打死和平请愿的代表32人,终于触发了四川民众的武装反抗。是清政府破坏法治导致自己的灭亡。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五、辛亥革命对周边民族的觉醒作用不大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此时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三年之遥,欧洲各国正在展开军事备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国都认为应该“开疆拓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局势对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何影响?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又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袁伟时:当时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是俄、日两大邻邦的行动。1910年6月,日、俄缔结划分满洲势力范围新协定;8月22日本吞并朝鲜。危机迫近,引发救亡图存的新高潮,10月、12月,第三、第四次请开国会运动如狂飙震荡大地。清政府的镇压,使知识阶层因失望而与革命派联手。简单地说,侵略激发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周边各国大都已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中国革命风暴对刺激他们的民族觉醒有些作用,但不是很大。

 

六、国民政府靠武力夺权 合法性始终不够完整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起来,它是如何取得期政权的合法性的?如果说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政府是因为继承了清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北伐之后的国民党是如何继承这一合法性的?或者说它有无合法性可言?

 

袁伟时: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1911年2月15日选举产生的。出任第一届大总统则是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产生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大体上保持了通过国会选举确认其合法性的传统。1924年10月19日,冯玉祥发动军事政变,把贿选产生的总统曹锟赶下台后,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临时执政,至1926年冀图重新组织国会恢复法统失败,通过选举确认政府合法性的传统中断了。

国民政府(1925年7月–1948年)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军事政权,它的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由国民党中央自己确认自己委任的政权合法。但这一做法在国民党内外一再受到质疑。反对者蜂起,不惜兵戎相见。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以后谋求国内团结和重新制定宪法,几经波折,直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法理基础;同年11月15-12月2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以政协草案为基础的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为新的政权提供宪法依据。1948年3月29-5月1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举了总统,宣布“行宪”。但它同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断了宪法的实施,且由于施政不当,导致在大陆的政权全面坍塌。

由上可见,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始终是不完整的。

 

凤凰网历史:孙中山的革命得到了宋查理(宋氏三姐妹之父)的支持,而宋查理是一名基督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孙中山的革命与基督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孙中山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也颇为密切,他可能也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如何理解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袁伟时:宋查理与孙文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对女儿与孙文的婚姻是反对的。就辛亥革命而言,基督教没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没有直接干政的传统,也没有成为一股值得重视的政治势力。一些西方传教士热心为中国的政治家出谋划策,有的还出任中国政府或政府领导人的顾问,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是教会有计划的行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事业–报刊、新式学堂、医药、翻译、出版等等的开创者和主要骨干。同一切群体一样,其中也有少数为非作歹之徒,但总体上他们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

 

七、吸取革命负面教训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

 

凤凰网历史: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革命党人有“幼稚病”的毛病,这种“幼稚病”有何表现?程度有多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袁伟时:各国革命党人都有这种幼稚病,中国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有人以种种藉口,限制乃至禁止人们论述革命的负面作用。其实,冷静地分析20世纪中国人苦难根源之一是不断革命,对吸取教训,推动社会走入和平改革的正轨大有好处。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当然有障碍。必须准确判断障碍并寻找清理这些障碍的合适方法。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革命家的成败,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革命者在革命过后仍然迷恋革命,继续制造革命,从而堕入革命幼稚病的魔障。

辛亥革命历时很短,损失不大。困扰来自革命党激进势力以民国和革命的化身自居,连续发动“护法战争”、“国民革命”。革命“幼稚病”的某些表现如下:

第一、制造革命对象。

1917年,孙中山说:“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3页,中华书局北京版)这就把前清的大小官员几乎全都划为革命对象。以“人物”而不是制度作为革命对象,这个前提就是不合理的。民国初年提出这样的主张,只能导致内战连绵。

毛泽东晚年也陷入了这样的误区,他和他的追随者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于是,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穿件花衣服,说句牢骚话,都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知识越多越反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第二、错误地界定革命的目的。

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制度(修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有远见的革命家的眼睛必然牢牢盯住公民的自由及其保障–民主和法治的建立和健全。而有的革命者,却把掌握权力放在第一位,自己掌权至高无上:“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第三、动辄使用战争或暴力手段。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国民党一再暗杀政敌和革命骨干陶成章、陶骏保、许雪秋等人,甚至打算暗杀袁世凯。著名记者黄远生和辛亥革命的功臣汤化龙(先后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也被国民党暗杀了。民国元年7月,二十多个革命党人捣毁梁启超一派的《国民公报》痛打该报的徐佛苏等人。

有些革命党人则变本加厉,宣扬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保卫革命”、“保卫国家”、“消灭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敌人”等词藻掩饰下,扬言“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不惜动用最骇人的酷刑,进行最血腥的屠杀。

第四、这些革命幼稚病者的脑袋中,其实受“朕即国家”的专制思维影响很大。孙中山也曾宣称“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幸,这些奇怪而愚昧的思想和逻辑在今天依然有所延续。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治理的顽症,在民主、法治健全以前会经常发作。现在“汉奸”、“卖国贼”、“颠覆”者的帽子不是仍然满天飞吗?

 

八、南京临时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建树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南方政府拥有大量军队,但不久之后就不得不解散,传统的说法认为是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但现在看来,更多的原因还在于革命党人在经济上的贫乏,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财政体系如何?有哪些收入来源?物质的匮乏对革命党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后来的革命者是否有借鉴作用?

 

袁伟时:最好的诠释,是民国元年2月3日孙文与日本人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作为最后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孙中山集外集》第167-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革命活动的资金主要靠华侨捐款。民国建立后,再靠捐款维持一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是正在发展的经济体,财政治本之道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健全税收体系。孙中山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只有三个月,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九、中国完成现代化需致力于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凤凰网历史:革命重在破坏,而革命之后重在建设,以目前的史料而言,革命党人的行政能力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说辛亥革命后,政权并未由袁世凯接手而是由革命党人掌控,中国的历史将走向何方?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袁伟时:当时海内外舆论,公认孙文无行政能力,大言炎炎,不切实际。黄兴怎样?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胡汉民说他“顾性素谨厚,然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7页)胡汉民以心胸狭隘著称,不是领袖之才。宋教仁呢?是当时国民党中最有活力的干才。但从他一方面力主内阁制,图谋一举从袁世凯手中夺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实行中央集权制,冀图立即限制地方实力派的权力来看,也没有驾驭全局的眼光和手腕。至于陈其美,他是帮会大头目,虽有出任总理的雄心,但沉迷买春、赌博,私德不佳,且公然杀害江浙革命军重要将领陶骏保,指示蒋介石暗杀革命领袖陶成章,宋教仁案也有重大嫌疑,不是治国之才。现在证明,国民党还没有掌控全国政权的能力。在国人眼中,他们破坏力有余,建设力不足。

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以民主、法治、自由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生根,是中国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唯一通道。

 

凤凰网历史: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称之为转型或者说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现代化应该说起源于西方),传统的观念以及后续的各种思潮,使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混乱的态势,现代化进程甚至出现了反复,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现代化?中国人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迎接现代化?(譬如普世价值观等,当然现代化的弊端在此姑且不论)

 

袁伟时:全世界的现代社会都是大同小异的。市场经济,分权制约和民主制度,法治,自由而多元的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如何迎接现代化?一要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保持社会稳定;二要抛弃各种自我禁锢的思想牢笼,把人类创造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制度移植过来;现代社会就会自然生长了。

 

十、自由和功利是现代道德大厦屹立的基础

 

凤凰网历史:有些学者认为从严复开始,再到梁启超以至于五四、甚至到现在,影响中国最深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正是梁启超引进了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这一百年来,中国流行赢者为大,结果导向的价值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伟时:这些意见都是书生的文字游戏。任何社会观念的提出,都要联系具体环境去观察。进化论在日本流行是支持侵略的思想武器;而它在中国,却是惊醒中国的警钟。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合理的核心无非是竞争;人们谴责它肯定弱肉强吃,在健全的法治规则下并不可怕,例如企业兼并。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中国传统是以不讲利为高的。用虚假的道德观去评判社会发展,貌似高明,实则迂腐。当务之急仍是废除垄断、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反对把追逐利润妖魔化。自由和功利是现代道德大厦屹立的基础,千万不要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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