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必不喜欢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化解读,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宣判一个作家的死刑。作家不再是个说故事的人,而变成了标语与口号的俘虏。流亡法国后,他刻意回避“异议作家”的身份,他用法语写作,想创造一个新身份。

他更不会接受对“中欧”、“东欧”这两个概念的含混用法。他会坚定地认定自己,还有之前提到的亚当•米奇尼克、,是中欧作家。这个中欧恰好处于欧洲地理上的中间,是一个边界模糊、由很多小民族共同组成的地区,波兰、捷克、匈牙利是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国家。而东欧,更应该指向俄国,它们是一个更远离文明的区域,一个野蛮的东方。这文明,是西欧代表的西方文明。

中欧的悲剧在于,它在地理上处于中间,在文化上是从属于西方,而在政治上却属于东方。“我所称的中欧的这种矛盾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三十五年来欧洲的戏剧主要集中于此地:一九五六年的伟大匈牙利革命及随后的镇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苏侵占,波兰在一九五六、一九六八和一九八零年的起义。”昆德拉在《中欧的悲剧》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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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先后发表在法语与英语的重要杂志上,引发了热烈的争议。这是一九八三年,世界似乎仍绝望地被划分为两种制度之间。尽管卷入了阿富汗,苏联帝国仍没表现出任何即将崩溃的迹象。

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个恰当的提醒,共产主义制度并非铁板一块,西伯利亚不是从东柏林的查理哨岗开始的,布达佩斯、布拉格和莫斯科、海参崴很不一样。

而对中欧人来说,它令原本的模糊的感受清晰化,给予更明确的身份,还鼓舞了新的抗争精神——看,我们从来与俄国不同,我们的悲剧是东方的俄国强加的。一些思想家激情的回应了他。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在《反政治的政治》一书中宣称“一种新的中欧认同”、“中欧意识”,哈维尔则在一篇文章中谈论“一种中欧心灵,它是怀疑的、清醒的、反乌邦的,低调的”,而流亡在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则相信,尽管在一些人眼中,中欧是低于西欧的,但“在这个二等欧洲里,它开始坚定地眺望最前端”。一位斯洛维尼亚作家则更为抒情的写道:“我们不会独自死去,因为从里雅斯特一直扩展到波罗的海的温和的巴洛克地区,被模糊的成为中欧的地区,将会和我们一起灭亡。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将会和我们一切灭亡……是的,所有民族和人民都不可磨灭地打上了中欧文化的烙印。我们不会独自灭亡,我们将会和这一地区的犹太人,最优秀的欧洲人也是最先衰落的……”

在这些语句中,你听得出一种受伤的骄傲。让这些杰出头脑激动的“中欧”,不是一种地理,而是一种精神存在,它独特的传统、现实的困境。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夹在俄罗斯、奥匈、奥斯曼、希特勒的德国,这些巨大的帝国间,为自己的独立性苦苦挣扎。在二十世纪,它们又被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继洗刷。它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失败感,却造就了文化上的繁荣。

“如果勋伯格奠定十二音的系统,匈牙利的贝拉•巴托克,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则知道如何发现基于这音调原则的最后的可能的原创性。因为卡夫卡与哈谢克,布拉格与拥有穆齐尔、布洛赫的维也纳同样重要”,昆德拉雄辩地写道,“一九一八以后,非德语国家的文化活力甚至更增强了,布拉格为世界贡献了结构主义的种种创新和布拉格语言学小团体。在波兰,伟大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布鲁诺•舒尔茨与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预见到欧洲的现代主义的来临,尤其是五十年代的荒诞剧。”

这创造力从何而来?昆德拉相信,它一定与这些多元文化的交织相关,他接着写道:“弗洛伊德的父母来自波兰,他的童年则是马洛维亚度过的,它是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埃德蒙•胡塞尔与古斯塔夫•马勒也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维也纳的小说家约瑟夫•罗斯有着波兰的根。伟大的捷克诗人尤利乌斯•泽耶尔生在布拉格的德语家庭,他自己选择成为一名捷克人。赫尔曼•卡夫卡的母语是捷克文,但他的儿子弗兰兹•卡夫卡却决定用德语写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的关键人物,作家泰柏•德里,来自一个德-匈家庭,我亲爱的朋友丹尼洛•契斯(南斯拉夫作家),则是匈牙利-南斯拉夫家庭。多么混合的民族命运呀,即使这些国家最具代表的人物都是如此。”

真的存在这个中欧吗,还只是暂时的神话?昆德拉的朋友,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发现,那些中欧概念最热情的响应者,都是某种政治异议者,流亡者,他们在异乡,或干脆在自己国家的监狱里。对中欧概念的强调,是一种本能式的抵抗——他们不属于那个呆板、一致的苏维埃传统,它有着丰富得多的内涵,它的精神创造也被欧洲(西欧)低估了。他们也认定,正遭遇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中欧身份的消逝,是世界的巨大损失。

没人再谈论“中欧精神”了。冷战早已结束,苏联业已垮台,流亡者、反抗者成为了政治领导人,可以自由地发表看法,然后被忽视、被遗忘。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加入欧盟,在地理上、文化上,它们都成为了西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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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也往往伴随着消亡。昔日的中欧因为身份的困惑,因为反抗的需求,因为始终弥漫的不安全感,它造就了一种充分的自省意识,总要追问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股精神日益衰落了。

它却在中国发生了意外的影响,尽管这影响仍非常微小。中欧、或者我们更习惯使用的东欧,一直是中国的另一个有趣参照,尽管是零乱、时隐时现的。当康有为试图变革衰老的大清国时,除去上呈光绪皇帝俄国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天皇的丰功,他还写作了《波兰瓜分记》,以此提醒不变革的后果。在鲁迅青年时代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有一连串的东欧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弱小者的抗争精神,这正契合那个时代的中国情绪。毛泽东的“百花齐放”运动的戛然而止,除去深层的制度原因,也与匈牙利、波兰危机相关。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会反复这样想起这些国家——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而我们失败了,要知道这股浪潮是从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的。而十九年后,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是对捷克“七七宪章”的遥远回应,两年后,又是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公开声援刘晓波,推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除去表面的政治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它还隐藏着另一种精神启发,它与中国一直面临的深层的思维困境有关。(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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