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文
  
  辛亥首义成功一百年了。这场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但辛亥首义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国充满了反复、曲折、灾难。见证了这些之后,今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也就大相径庭,而且,不乏悖谬。
  
  比如,一直有人称赞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帝制”云云。然而,早在革命之前,梁启超就已清楚指出,帝制的对应物是共和,宪政的对应物是专制。继续保留帝制,并不妨碍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转型。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先生评价说,革命真正的功劳是建立了宪政政府。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功劳根本不应当是推翻帝制。一百年后,官学两届似乎全然不知梁任公所说之常识。
  
  另有一些人的认知同样赶不上任公。先生在革命前虽反对革命,但革命后则义无反顾地支持建立共和,在袁世凯称帝后,也策动倒袁运动。然而,过去三十年来,很多人却把推翻帝制当成辛亥革命的一大罪状。比如,萧功秦先生断言: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李泽厚也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之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那就是不断地革命。
  
  这样的看法今日仍然十分流行。反辛亥革命似乎成为一种时髦。最早提出这种立场的人,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灾难。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寻找原因,先是找到他们参加的激进革命,然后找到国民革命,再找到五四运动,最后找到了辛亥革命。据此,他们提出“告别革命”说,当然要告别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果真可以如此轻易告别么?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个偶然事件,人们也完全可以说,此后日益激进的革命也完全可能是历史的偶然。它确实是历史的偶然。如果不是欧洲因为一战及其政治后果,中国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浪么?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欧洲形成的激进观念的震撼,而不限于中国。而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哪怕二次革命,性质上与二十年代之后的革命完全不同,虽然都有着革命之名。
  
  既然告别了革命,反过来,他们高度肯定清末立宪,并断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维护皇权秩序的立宪改良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唯一道路。更有人主张,如果袁世凯复辟成功,中国也许就有救了。这些学者依据他们的这一历史想象,提出了或者信奉“新权威主义”。
  
  对此,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真的有唯一正确的道路么?退一步说,即便学者们在一百年后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外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当时人有没有可能具有这一后见之明?辛亥革命前一年,哪怕是立宪派,对于清廷也相当失望,而趋向激进化,难道他们也错了?新权威主义者说,立宪改良派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但他们也支持和参加了革命,那么,那条所谓的正确道路确实是正确的么?再退一步说,同样身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道路是将被历史证明为唯一正确的道路?
  
  上面简单的分析说明,以今天思想学术界的积累,还没有到准确评估辛亥革命的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的思想学术界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演变,尚没有提供一个恰当的解释框架。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旧范式已经失灵,但替代它的新范式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思想学术界还没有准确地把握,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这样,人们虽然具有了重写现代史的愿望,由于缺乏有效的新范式,这一工作却无法展开。
  
  令人沮丧的是,现代中国的主流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由于严重的“汉学化”,已经丧失了针对现代中国历史提出新范式的能力。
  
  http://www.eeo.com.cn/2011/1009/2130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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