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 防治精英民粹化 须建设有教养的社会

作者:郭宇宽 | 评论(1) | 标签:接受时代周报专访

防治精英民粹化 须建设有教养的社会

  普通老百姓有自己的弱点、欲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愿意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如果他自诩“精英”,在媒体发表公开言论宣扬他的这套价值观,或者要追求成为精英,那么他就要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

  (一)社会信任体系瓦解是精英污名化主因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种精英污名化的趋势,“精英”、“专家”这些在过去很耀眼的词,现在却成了很多人用来调侃和讽刺的符号;许多精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精英,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草根,出现这样一种反智的潮流,其原因是什么?

  郭宇宽:首先是因为在中国“精英”的概念不清晰,有的人自封“精英”,这些伪精英把精英的名声搞坏了。真正的精英,他们的精英意识跟责任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担当,比如说英国的贵族,有统计资料显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贵族家庭的孩子死亡率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出很多。而中国出现的很多都只是自诩为“精英”的特权阶层,无论是道德风范还是智商都不足以让社会信服,比如有的高尔夫球场、会所,自称“高尚社区”,好像有钱有势就高尚了,让人很反感。

  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信任系统的瓦解,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指出,社会的系统分化得越细,社会形式就越高级。传统社会的分层并不明显,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职业分层也越来越细,真正是“隔行如隔山”。过去说一个人学问大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现在大家都是大学教授,但教计算机的教不了文学,教文学的教不了法律,即便在每个专业内部,又有很多派别、支系。这个时候,维持社会的纽带跟过去就不一样了,更加需要卢曼所说的“制度化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作为维系,它区别于过去的“人际化信任”(personnal trust),即靠熟人社会的关系。

  制度化信任是借助于制度媒介形成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是超越个人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爱因斯坦,也都不懂相对论,但是有一套机制让大家相信爱因斯坦是大物理学家。制度化信任就是使每一个被分割的专业领域,产生可以进行合作的制度平台,这样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人们相信每个专业领域里面都有自己的规范,而从中推选出来的被认为是精英的人物,全社会都会认可。被一个专业系统认可的专家,即使普通老百姓不了解这个专业,也相信他在这个专业领域内说的话是靠谱的。

  现在中国的信任网络被摧毁了,比较有符号性意义的是汪晖事件。他有没有抄袭,就算绝大多数专业外人士讲不清楚,那么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应该要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机制。但是,搞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没弄清楚,它的专业系统自我净化机制失灵了,系统信任也就基本瓦解,就算政府还拨款,优厚地养着几个教授,但这个专业系统的生命力已经不存在了。

  时代周报:这套系统的失灵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体制的失败,如何重构信任体系?

  郭宇宽:构建信任系统,不同领域需要不同领域的特殊规范,比如说在学术领域,特别需要有学术共同体,用关系网络的方式来发展出来。但是现在中国的学术领域,用的是权力的规则、科层制的规则,谁官大,谁就有发言权,院长比系主任有发言权,系主任比普通教授有发言权,教授又比副教授有发言权,这一套完全是克隆政府系统。而政府系统反倒抄袭市场的规则和社会网络的规则,比如卖官鬻爵、拉关系,这是一种严重的错位,相当于社会肌体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了。不能构建让公众认可的信任系统,那么标榜出来的“精英”,其合法性就必然会受到质疑。

(二)精英的责任跟权力和荣耀相对等

  时代周报:所以,也就出现了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精神肌理和诉求趋同的现象,他们最终都导向“权力-资源”的博弈中,“专家教授”就被讥讽为“砖家叫兽”,大众不再信任你了。

  郭宇宽:是的。就目前来看,商业精英一般不会否认自己是商业精英,有钱就是有钱,装孙子也没用。而比较多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自我否认精英身份。政治精英的自我否认,是为了便于和民众进行联合,“团结大多数”。比如林彪就说,他是最大的人民,为他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他还打击其他的精英,这样无论在政治界还是文化学术界只剩下他一个超级精英,他一拍脑袋,就搞出个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这种强权式的精英主义与民粹联合起来是最可怕的。

  而知识精英多是“理念人”,容易活在理念之中,比如有的知识分子明明就是资产阶级,但是他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这是比较真诚的;但也有很多知识精英忘记了自身应该坚持的规则,而运用政治精英的那套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来行事,大量的知识分子有民粹的倾向或者反精英的倾向,是为了博取喝彩,骗取社会认同,整天装得跟劳苦大众一样。但其捞钱手段非常下作,完全是巧取豪夺,嘴上谈良知,糊弄工农群众,私下闷声大发财,把知识分子的规范跟政治家的投机混在一起。政治家投机不好说,因为政治常是这种玩法,但知识分子不能这样,这是我所看到的最普遍的精英民粹化或者反精英的状况。

  时代周报:其实社会对精英人物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和期许,但是被污名化之后,一些精英为了逃避应该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说自己不是精英。

  郭宇宽:对,这就是一方面要得实惠,另一方面又不想承担道德责任和接受系统规范。精英的责任跟权力和荣耀是对等的,无论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都一样。如果你是精英,社会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用更高的责任标准来要求你。

  在国外,一个卡车司机去跳脱衣舞的地方看看,不算太大问题,劳动人民有这种权利享受生活,但如果你是一个议员、法官或教授,那别人就会对你进行谴责。中国现在是颠倒过来的,责任和义务包括道德都是要求老百姓的,抓卖淫嫖娼的,踹门进去就拍照,而当领导干部犯类似问题,常被认为是小节。

  时代周报: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是“捉奸门”男主角陈青蓝在微博上说:“道德永远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不存在集体的道德,请不要挥舞道德大棒来打人。”而早前香港一个知名文化人的婚外恋被曝光,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非常坦诚地承认了自己已婚状况下对太太撒谎是错的,并很诚恳地认为作为公众人物应当承担道德责任,即便是隐私被曝光。同是精英,前者表现出道德虚无,后者却体现出很强的道德感知力。也就是说,精英可以有人性的脆弱,但是却不该在公共领域混淆是非判断、道德一般准则,比如唐骏被披露学历造假之后,公然宣称“能骗倒所有人就是成功”,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所谓精英更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道德责任?

  郭宇宽:当他说不承认集体道德的时候,他其实也就否认了自己是精英。如果他把自己当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有自己的弱点、欲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愿意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如果他自诩“精英”,在媒体发表公开言论宣扬他的这套价值观,或者要追求成为精英,那么他就要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但是做精英,就是有统一的标准。比如说普通老百姓家里夫妻闹矛盾,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别瞎掺和,但是奥巴马要是在家里和老婆打架那就会是极大的丑闻,你连家都管不好,还怎么治理国家,讲什么大道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一直认为,做知识分子跟做和尚类似,做和尚要受戒,做知识分子也要受戒,而这种戒不是别人逼你受的,而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一旦你选择了它,你就不能犯戒,不能剃了光头,点了香疤,又出去喝酒吃肉。产生精英的土壤是系统信任,如果你要做精英,就要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不忠于家庭、撒谎、贪财、滥色,甚至于在公众场合抽烟,这都是不符合社会系统标准的,如果你要做精英,那你就要遵守这些标准,做一个表率,如果你说你不要这些,你就是社会的平民百姓,那就跟陈青蓝说的一样,道德标准是自己选的。

  在国外,有很多身居要职的人出了这种丑闻以后,觉得自己的道德表率消失,已经不适宜再担任这个职务,就主动辞职。你辞职了,别人也就不拿这个标准要求你了。

(三)要懂得界定精英与民粹各自的场域

  时代周报:近年,国家主义有些抬头,比如出现了《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这样一些作品,国家主义是否也是精英民粹化的一个表现?

  郭宇宽:国家主义不见得是民粹的表现,它既不是单纯的民粹化,也不是单纯的精英化,有的精英也提倡国家主义。从哲学层面,我不简单地反对国家主义,而要看它的具体语境是什么。

  国家主义最早成为系统的现代理论体系是在德国,像马克思·韦伯这些人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它最初是相对于种族主义或者皇权专制来说的,因此它的理论背景中是有一定的现代意义的。国家主义的好与坏要看它的参照对象,跟民主、宪政相比,国家主义坏;但是跟“家天下”或者种族主义相比,它就要好一些,这个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讲好坏。

  (《中国站起来》的作者)的表现并不是典型的精英民粹化,他其实是自我的回归,因为摩罗本来就缺乏精英传统的熏陶,原本民粹的气质就比较强,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想朝知识精英的方向走,搞一些所谓俄罗斯传统,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最后不是很成功,再加上俄罗斯传统中,一些文化精英就有民粹倾向,所以现在他彻底回归了。虽然他受过不错的教育,读了很多书,但是现在他似乎是系统性地反精英,走反智的道路,现在我还不能把他看明白。

  时代周报:你曾经讲过,要懂得去界定精英和民粹各自的场域,既不能盲从精英,也不能迷信“人民群众”,而应各安其所,相互尊重,建立一个有教养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应如何构建?

  郭宇宽:我说的“教养”,英文叫“cultivate(培养、养育)”,它的前提就是每个系统都要先形成规范,哪怕规范有问题,它都会不断进行修正、调整;然后,要有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里面会有一些公共力量,对系统的行为进行矫正,这样就能良性发展。中国是一种大一统体制,尤其是“文革”期间表现得很明显,它摧毁了各个系统的自治,而同时公共空间又被权力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系统的规范和系统信任都难以构建,要培养出各个系统之间有教养的社会,就比较困难。

  没有一个有教养的社会,也就没有一个个成熟的子系统,那样就不会有真正合法的子系统的精英。但是它的发展也不是一片漆黑,中国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系统性在发育的迹象,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性比较强的领域,比如说新闻行业就在形成一套同行业共识,比如这个人虽然没有主任、总编之类的行政头衔,但是行业内的圈子都认可他是一个卓越的新闻工作者,社会上也接受这种评价。这些东西慢慢成长以后,会渐渐地形成自己的子系统,当自治的子系统形成的时候,一个行业的规范和有公共合法性的精英群体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期望未来的中国有更多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理直气壮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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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8日, 10: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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