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体制吗?”

这是我对10月18日刚在北京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的“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反应。

我试图把自己的疑惑与其他外国人分享,寻找解答。一位令人尊敬的以色列资深外交官回应说,“Mr. Kato,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首先,中共从此对社会上的文化生态进行进一步管制之后,中国政治将走向何方?其次,中共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几位来自美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台湾等中国问题观察家在与我的交流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简单而论,我的答复是:“中国舆论将进一步收紧,政治改革往后拖延;虽然近年来,左派势力快速崛起令人担忧,但毕竟时代不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国际化程度与文革时期相比有着跨时代意义的不同,中国社会回到文革时期是不太可能的。”

然而,那位以色列外交官对我的回答表示不满,重新提出质疑,“Mr. Kato,我在问的是‘本质的不同’,两者难道不都是对政治自由、文化创新、言论自由、知识独立等领域自上而上的干预和管制吗?”

由于水平有限,我没能明确地回答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替我回答。你们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央国策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或想法。我比较肯定地认为,围绕“中国国策的本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在基本认知层面上似乎存在着深远的鸿沟。出于消除误解,增进理解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加强沟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会议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作为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人,我深知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上为人类文化发展所做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我们从小受儒家教育,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及思想的结晶注入到每一名日本国民的思想与价值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等,都是日本长期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依据。

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演讲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其基本思路与背后逻辑很清晰,即“处于改革开放这战略机遇期的当代中国不能光搞经济,还要搞文化。经济发展具有政策优先地位,但随着物质文明的逐渐提升,精神文明也要跟进。那么,能够弘扬中华文明的文化产业将起到关键作用,不带有文化魅力的经济发展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发展是硬道理,文化才是软实力。”

《人民日报》则刊登了任仲平的文章,并谈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据悉,此次会议也着力研究并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三个不适应”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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