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反腐力度的增压,贪官的脚步似乎也在加快。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反贪风暴中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挟款外逃的事例越来越频密。但外逃的贪官究竟有多少?中国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关评估并不确切。至于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态,国内民众更是一头雾水。
早在2005年,被中国政府列入“外逃贪官”名单的前武汉长动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在美国投书报刊喊冤,称自己是“反贪被迫出走”。当年70岁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宾,同年12月赴美国。大陆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国移民局经过5年核查,2004年批给他绿卡。知情人士称,他转移到美国的近千万美金,成为他在美“立身”的资本。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也在成为北京致力打击的一个重点。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当年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涉及诈骗款额达18亿元的广南集团贪污案,纠缠了3年零8个月之后宣布判决。虽然共有23人被起诉,15人被定罪,但至今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潜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两名主谋:广南集团副总经理黎瑞华及前澳门立法会议员陈继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5名职员侵吞近5亿美元银行资产的惊天大案,5名主嫌悉数潜逃国外,其中3人在加拿大过着“豪华”生活。“远华集团”走私集团主嫌赖昌星以贿赂手法收买各级官员,透过私人兴建的豪华庭园“红楼”作为“私人俱乐部”,提供酒色财气,将大批高官引入财色陷阱,巴结收买。该案涉及官员高达500人,案发后潜逃海外的官员大约在70人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在逃贪官,仅2004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国企的厂长、经理。
与广东一水之隔、人口不足600万的海南省则更是外逃贪官重灾区。海南建省时间在全国最短,且不论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厂长、经理,当年光轰动全国的厅局级逃亡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海南省财税厅厅长刘桂苏、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长富荣武、海南省粮食局局长陆万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因经济犯罪,潜逃国外。接任李永生的是当时公认办事能力强、有魄力的国家体改委城市改革试点司副司长姜巍。但4年之后(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姜巍因收受各种贿赂人民币12.3万元,美金1000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姜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没料到事情败露得如此之快。
当年在海南,在不同的时间和人群中常听到各种讥讽官僚腐败的顺口溜,其中有一段流传很广,内容是:“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版本不同,说得也未必十分精确,但反映了大陆民间对海南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地处内陆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来也在贪官外逃方面“独领风骚”。15年前,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卷款数百万外逃至美国,曾经轰动一时(董明玉现住在新泽西州,生活闲适);10年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委书记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在一年之内相继卷款外逃,亦造成“轰动效应”。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厅官”;二、都是“改革先锋”人物。
当年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这是2004年初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公布的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虽然“权威分析”比《半月谈》提供的数字已经高出许多,但比起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仍显得太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香港廉政公署2004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再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去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
另一个被查获的洗钱通道是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他们以“一条龙”服务闻名。这个地下钱庄在交易方式上很简单,往往是交易完成了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由于交易量巨大,他们的成本无形中也大大降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这个地下钱庄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
2004年就有人指,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亦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
有统计显示,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飚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中国人事部也透露,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本科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5000至16000英镑(6万到19万元人民币)之间;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至3万美元(8万到25万元人民币)之间;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4万到8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6000加元(3万元人民币)左右。以每人每年平均10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460亿元人民币。如果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一位在伦敦读专科的留学生说,伦敦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被人称为“中国阔少”,出手阔绰。北美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大抵如是,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住上一套很不错的公寓房;没几天,又开上一辆很不错的车,父母亲戚经济实力雄厚。加州华文媒体曾质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当年的留学生见此无不感慨复感慨,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1981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4.95美元。”这在当今的留学生听来有如天方夜谭。当今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而中国大陆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
从2010年开始,中国贪官外逃话题就成为一个经常被中央政府部门不断“关照”的话题。每逢某政府部门或研究者对外发布贪官外逃的相关报告,不久后就会有其主管部单位称这一研究是“谣言”或“严重失实”,甚至还逼迫当事人出面收回原来所言。2011年6月份网上流传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3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贪官携巨款外逃曾被北京列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给予研究者经费资助并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既是事实,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为何又要如此不顾形象地互掐?背后原因复杂。
中国贪官与国企负责人外逃发韧1990年代。那时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岁即被八路军收留,16岁入党,曾与焦裕禄并列为全国六大标兵,外逃前曾被称为国企改革典范。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后来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从此之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以后又出现过一本由李广森撰写的《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但因没有对新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体讨论高潮。2004年,由湖南大学《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参与者王明高对外发布该报告中有关贪官外逃部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为题,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很详细地揭示了厅局级官员成为出逃主力;出逃准备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等等。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贪官外逃成为中国媒体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有名、被媒体广泛征引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是“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该报道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鉴于当时关于贪官外逃的数据太多,且差别过大,《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署名为“李先梓”的文章:《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道:“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尽管公布上述数据资料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官方的权威杂志,但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报道登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加上说是总理副总理过目,从此以后贪官外逃的数据大抵都以商务部报告为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按说多个政府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在做这项专题研究,也经过多年来媒体持续采访报道,一向喜欢堵国民嘴巴、蒙国民眼睛的中宣部对资本外逃的讨论也未制止,听凭各媒体“炒作”,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应无疑问。但中国大陆确实是个创造奇闻的政权,也从不吝惜制造谎言,并利用权势逼迫他人与自己一道撒谎。于是从2010年以来,贪官外逃数量规模两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逼着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实难以猜测。何清涟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务部是中央部委,该报告提供的贪官外逃数据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数据。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梅新育在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仔细读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在媒体工作过得人,确有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道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道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道,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信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
人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而且,梅新育2011年8月再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重提国企资金被离岸企业通过开曼群岛等转移这一事实(《中国离岸企业被指侵吞国资转移五百亿美元资金》,从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认事出有因。
这一轮否认背后的因素只能猜测。当时有两大因素迫使大陆政府坚决否认大量贪官携款外逃之事,一是当时有关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频频见光,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二是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准备通过《独裁者资产法》。这两件事情给当权者造成了危机感,因此得极力否认中国贪官携款外逃的事实,倒不是为已经外逃的贪官着想,而是于“公”来说得稳定军心;于私来说高层家属也有海外财产安全问题。
2010年4月与2011年6月,关于中国贪官携款潜逃的数量与事实已经两度被否认。为何现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又宣布要试点呢?这里有个时势所迫。大陆政府通过大外宣努力塑造一个繁荣似锦、前途无限的“中国模式”,却始终无法解释一点:为什么这个繁荣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与官员纷纷弃国而去?!据说子女家属已定居国外的“裸官”已高达118万,如果说官员们是担心其腐败曝光,那富人们却是用脚投票,光明正大地通过移民等方式,并很清楚地解释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为了安全、子女前途。所以,无论北京的外宣经费投入多少,精英们弃国而去这一事实都展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这艘外表华丽的巨船已经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了解船况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这一现象对内是动摇军心,对外则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党工、维稳与纪检部门中还有大量无法外逃者,因此才出现了党对于这个话题摇摆不定的态度。
现在中国大陆是无官不贪、无商不贿的社会。在这社会里说有一个一文不贪的官,人们都会觉得怪怪的,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有一定贪污才是“正道”。如一官员利用手中权力给了你好处,你必须知恩图报,必须给他送礼,否则旁人都会觉得你不近人情,这种人不可交,都会离你远远的。现在中国大陆,已是充满假冒为例产品,到处坑蒙拐骗的,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金钱人人想赚,各有巧妙不同。”只要能赚到钱,不管是靠“权”,还是靠“骗”都是合理的。
从这点上看,“贪污”并不可“耻”。只要想一想,一个地方官,什么也不想贪,什么也不想做,这样中国经济能“腾飞”吗?他们知道只有用一切手段把生产搞上去,自己就会得到上级赏识,升官才有望。而生产搞上去也就是手中的权“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权”下得“利”的这些人,都按照现代社会通行规则是,一定会回报的。因而“贪”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当然,如果搞得太过分了,露骨,太张扬,在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扶持下,也会彻底倒霉的。在“有贪可图”的推动下,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改进工作方法,努力提高“贪”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生产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然这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偷工减料,出现豆腐渣工程,,楼拥抱等低质量的产品,但现在人想的是,只要短期内能骗得过去,至于多少年后,由于产品低劣而发生什么严重事故,那是后来人或那是子孙后代的事了。这样,“贪污”也就成了官员们积极工作,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再生产的动力。在GDP上升的账上也就可挂上一笔了。
不过,当前“贪污”从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毒瘤”。以“贪污”作为动力来促进生产,本身也就是“饮鸠止渴”,虽然暂时能从另一面促循生产,刺激经济,但本质上讲,还是对整个社会起着分崩离析的作用。也因为这一点,这艘船上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害怕一旦翻船,就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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