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辛亥革命失败了吗?

若干年来,“左”的思想影响渗透到历史研究领域。其中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和某些参加者的历史作用估计不足,“辛亥革命失败了”就是一种表现。
“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个流行已久的结论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只能看这场革命是否完成了当时提出的任务,而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提出前人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例如:用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来衡量农民革命,那么世界历史上一切单纯的农民革命都失败了。可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可能提出和实现推翻君主专制和地主剥削制度的要求,只能提出用新王朝来代替旧王朝,或者“打富济贫”、“均田免赋”之类的减轻剥削的要求。因而,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当时应该说是成功了。他们所建立的新王朝,在一定的时间内起了减轻剥削和压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以后才逐渐地腐朽起来。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王薄、李密、窦建德起义,虽然起义者本身是失败了,但这些起义打击了旧的王朝和豪强地主,促使夺取农民起义成果、建立新王朝的刘秀、曹操、李世民等贵族不能不实现起义农民的某些进步要求。就这个意义来说,当时的农民起义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
拿辛亥革命来说,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提出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均地权”,就前三项任务看,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辉煌的,甚至超过了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第一阶段的革命。正如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以后,不但民国初年两次复辟帝制的丑剧迅速遭到失败,而且任何形式的反动统治都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从此以后,任何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武力,最后都不能不由于人民的反对而覆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必然引起社会关系、政策法令和思想习惯方面的变化,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就是以封建军阀和官僚为主体的袁世凯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也不得不吸收陈其美、张謇、周学煦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运用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某些发言权、立法权、行政权,制订了一些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例如1912年12月,北京政府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这些法令部分地解除了清朝政府束缚中国资本发展的桎梏,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振兴实业的规章、法令,也不是北洋政府能够加以否定的。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建立实业团体、商会和各种杜团办报纸、办学校,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了舆论、组织了办量,培养了人才。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1912—1919年,我国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在1.3亿元以上,八年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1911年—1913年,注册设厂的72个,平均每年近37个。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大。纺织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厂,资本3254万元;1920年增至475厂,资本8275万元。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1919年增至117万枚。面粉业,1896-1912年的17年问,全国设厂90家,其中民族资本仅47家,占全部新设厂的52.2%,生产能力占39.8%。1913-1921年的9年间,全国设厂123家,其中民族资本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新增生产能力占新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2%。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年至1914年每年入超200万担以上,1915年开始出超,到1920年出超达300万担。火柴业,1911年全国只有30家,1914-1919年增加43家,1920年一年增加23家。重工业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等6个钢铁厂,1616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开始兴建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采煤业,全国华商采煤量,由1912年的80万吨,1919年增至330万吨。1913年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只有400—600个,1921年达到2000个以上。电力业,1892年—1918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81家。其中51家是在1914—1918年问建立的。在运输业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为13.323万吨,1919年增加为28.7592万吨,增加了115%。金融业也发展了。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l.1亿余元,到1919年新增银行42家,资本2亿余元,增加了一倍。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机器化转化。1912—1916年资本在万元以下的公司,约占公司总数的50%左右。可见辛亥革命后增加的厂矿,中小资本居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也壮大了。辛亥革命前,我国近代产业工人50-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发展到200余万人,手工业工人达到1200余万人。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一般政治家都标榜自己为国为民,不过他们的为国、为民、是虚假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一群、一党、一个阶级的私利。孙中山的为国、为民,却是象“少女般的纯真(列宁语)”。
为了救国救民,在清政府对法、对日战争失败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足以救亡图存,由此他建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积极筹划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长期在国外活动。西方国家的富强,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要推翻满清政府,而且“要建立共和国和发展实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又使孙中山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由此,他又主张实行“平民革命”和“平均地权”。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由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腐化、分裂,没有认真考虑在革命胜利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问题,但孙中山追求祖国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总之,孙中山一生思想和活动的主要特征是:由爱国走向民族民主革命,坚决主张推翻君主专制的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由爱国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幻想建立一个既有西方资本主义优点又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直到临终的时候,他还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热切号召。
可惜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幼稚和弱小,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中生长的,多数不能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影响,而且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远离甚至反对孙中山这个革命的先进代表和领袖。
辛亥革命的核心和骨干,是同盟会及其派生的各种革命组织的成员。辛亥革命的同盟者有会党、立宪派和一部分从清朝政府分化出来的旧官僚、旧军官。
先就会党来说。清末的会党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特别是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第二、它的主要宗旨是“反清复明”或“扫清抗洋”。第二、他们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的组织和成员遍布全国各省,在海外华侨中也有。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其中会党名目约占一半以上。当时有人估计流入秘密社会者,“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局部地区的抗粮抗租、打富济贫,到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会党都是一支很活跃的力量。第四、组织涣散,许多成员愚昧落后,甚至有盲目的破坏性。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多是知识分子。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其出身可考者379人,其中98%是知识分子。这样大规模、有成效的“秀才造反”,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一经同近代的革命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就会变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不过,单纯的秀才造反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能不发动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来参加革命,可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同劳动群众缺乏直接联系,也找不到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形式,不能不争取和运用具有民族意识的强大的会党组织,而会党中的先进分于也趋向于同革命派联合,并接受其领导。例如;1885年,会党领袖郑土良就向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1、组织群众,发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造成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从1901年到1910年,群众自发的抗粮抗租、饥民暴动等斗争近千次,这些斗争有很多是会党发动的。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四川哥老会发动和组织的保路同志军。而海外洪门会党,在募饷筹款方面,也为支持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党最大的贡献,是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几乎每次起义都离不开会党的力量。在推翻清朝的辛亥决战中,新军和会党是并肩作战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湖北、云南,上海、湖南、陕西、广东等省,新军起了主要作用,会党积极配合。在辛亥革命中,如果没有会党的支持和积极参加,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当然,由于革命党人自身的幼稚,没有拿出更先进的纲领与政策,来满足会党所联系的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并改善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也不善于改造会党中游民的散漫性和破坏性,以致不能通过会党加强和巩固同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联系,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一度失掉了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的支持。
再就立宪派来说。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派同君主立宪派之间,经历了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1897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同立宪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就联合反清问题进行了会谈。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皇帝)”,并在加拿大等处建立了“保皇会”。20世纪初,康有为连续发表文章,大肆攻击革命派及其纲领。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以鲜明的民主派的立场,同君主立宪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从1903年到1911年的君主立宪运动,以清政府建立皇族内阁,驱逐和逮捕某些立宪党人而告终。皇族内阁刚刚登场就悍然宣布各省所有铁路干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是以“国有”之名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立宪派在《宣告全国书》中宣布“希望绝矣”。武昌起义的胜利,促使大部分立宪党人归向革命,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助长了革命的声势,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同时,他们也进行争夺权力,排挤和残害革命党人,诱胁部分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的活动,既有功劳也有罪过。从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革命派同立宪派又围绕着反袁还是拥袁这个问题,由联合走向分裂。直到袁世凯称帝时,革命派和立宪法派再次实行成功的联合。
至于清朝政府的旧官僚,就其总体来说,不能作为革命党人的同盟者;但在革命高潮下。确有少数官僚分化出来,归向革命。这里举出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在革命党人枪杆子的威胁下被迫参加革命的黎元洪,另一个是经袁世凯同意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有些近代史著作把黎元洪看作“反动势力的代表”,斥之为“反革命”;把唐绍仪看作“混进革命队伍”的人。
辛亥革命前,黎元洪是从来与革命无缘的君主派,是满清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由于革命党的领袖都不在武昌,用枪杆子强迫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一再逃避和推诿,直到10月3日下午才在都督府的会议上表示:“我前天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天上午还未决心,这时是己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死生以之。”此后的黎元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但他忠于共和制度的态度,可以说是“死生以之”了。在清军进攻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虽经过动摇,但最终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拒绝了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的诱降活动,组织力量,奋战40天,保卫了首义之区,为各省的独立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黎元洪为革命立了大功。
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黎元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加上他的政治倾向同袁有共同之处,积极充当了袁世凯剿灭革命势力的邦凶。“二次革命”后,他又积极配合袁世凯向革命军发动进攻,扑灭了革命火焰,这个时期,黎元洪有大过。“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段祺瑞南下武昌,迫黎北上。黎元洪一入都门,就被迫幽居瀛台,毫无实权。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想利用黎元洪作工具,黎坚辞付总统和参政院长的职务,拒受“武义亲王”的封爵,坚决反对帝制。在张勋复辟时,黎元洪又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讨伐。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两次任大总统,在北洋军阀控制下,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他主张制定宪法,主张军民分治,反对军阀割据专权,他个人又致力于投资兴办实业。就其主要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经济活动来看,他基本上属于共和派。黎元洪一生,由君主派转变为带有封建性的共和派,功大于过。
唐绍仪,原来是清政府的邮传部尚书,是袁世凯的亲信,是代表清政府和袁世凯同南京革命政府谈判的特使。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并同意他参加同盟会,本来是袁企图控制内阁也控制同盟会的一箭双雕的阴谋。可唐绍仪参加同盟会以后,就接受和坚持了革命派的立场。唐奉袁命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蛮横苛刻的借款条件。同盟会和人民大众坚决反对。唐绍仪顶住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压力,断然拒绝了银行团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接近同盟会的王芝祥任直隶都督,本来是袁世凯、唐绍仪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当王芝祥到北京后,直隶的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针对北洋军阀的阴谋,直隶各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袁世凯一面压制直隶各民众团体的公意,一面改委王芝祥为没有实权的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对于这个委任状拒绝付署。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的有关规定,发出未经内阁总理付署的委任状,唐绍仪愤而辞职出京。后来,唐绍仪在南方还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唐绍仪晚年几乎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利用,但并未构成卖国行动。
总之,对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党人及其同盟者,都要按照当时历史条件具体分析。
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其意义在于将中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生死存亡挑战,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自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遭遇世局巨大变化的中国,便一直在找寻着出路。从完全否定西方、到“中体西用”、再到引入西学与变法维新,最终到全面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动,所代表的是对于出路的急切摸索和尝试。
以政治体制与统治的正当性而言,中国所遵循的是“天命”与“文化”(二者合为“王道”)的思维。这与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后所出现的以“权力归属唯一”的“世俗最高主权”之政治思想,是极为不同的。孙文曾谓,中国人没有国家(集体)概念、如同一盘散沙,其实其内涵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即不存在这种“归而唯一”的主权国家概念。这一“主权”观念,是在百年前迭逢挑战的过程中方才逐渐产生。史学家史莱克曾做过一项研究,他对“清季外交史料”进行统计,发现在1875年到1894年间,“主权”二字平均每百页只出现一次;1895到1899年间平均每百页出现2.5次;1900到1901年间每百页8.8次;1902到1910年间每百页达22次,便是即为显著的证明。而以经济论,中国传统之经济皆以需求之满足为其目标,这固然与过往之生产技术不发达有关,但生产技术不发达其实也是某种特定的思想与经济制度所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卓然成家的翁之镛便以“农业文化与无为而治之相得益彰”,一语道破中国古代经济之特点。然而如此之“相得益彰”却在西方物质文明冲破生产力的桎梏而快速积累,并向外强力寻求市场的冲击下,面临了难以为继的困境。
在百年前政治与经济的两大挑战之下,中国的回应过程大抵上逐步“向西看齐”,辛亥革命便可说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点。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起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就是在面对西方“主权国家”的进逼与挑战之下,所做出的政治回应。而自此,中国的政治核心概念,便从“天命”转向了“权力”。同时,在经济上,也开始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为仿效之对象,孙文的《实业计划》、《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可以作为这一努力的标志。也因此,以小农为根本、无为为涵蕴的需求经济,便让位与不断追求更高物质生产、从而征服自然的西方经济制度。
然而,辛亥革命也只是这一因应挑战的过程之一,虽然它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并未稍减,在某些方面来说,甚至可能更为严峻。辛亥革命后的分裂与纷扰局势,使得“列强”更能运用不同军、派阀间的矛盾,牟取更大的在华利益,甚至演变而为私相授受。这样的趋势,愈使当时期望国家富强的中国人耐性渐失,并转而益趋激烈。1919年巴黎和会中对于战胜国中国权益的重大牺牲,终究点燃了怒火。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过程来说,是一个激进化的新颠峰;当时的知识份子意图彻底的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在此时的引入,更开启了中国未来的黑暗命运。
近代西方文明虽以“权力”和“征服自然”为其特点,但两千年的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世行为的约制,仍发挥了一定的力量。然以无神论为其基底的马克思主义,却在毫无约制的情况下,将西方文化中“权力”与“征服自然”这两大要素推到了灾难性的极端。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中,“斗争”与“暴力”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迷信人类科技力量将无限成长而必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进步论”思想,更使得其信仰者不断的破坏自然。
1949年大陆建政。大陆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彻底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之后所造就的极端罪恶,经历了对于中国文化刻意而残酷的毁坏后,以更进一步的邪恶手段,将党文化附身于仅存其形的“中国文化”躯壳之下以迷惑世人。
但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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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7日, 8:31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