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中国, 香港, 辛亥革命, 孙中山, 袁世凯, 帝制, 共和, 公民社会, 安徒

文:安徒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特别热闹。电影、展览,座谈,电视特辑纷至沓来,有识之士也纷纷纂文,正确的指出香港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这个殖民地在一百年前,曾经作为“革命基地”的事迹,如非首次出土,也是被热热闹闹地重新解读。

一时之间,几十年以来香港建制辩护士灌输关于香港是一个非政治化城市的印象,粉碎得七零八落。香港不单只不是超然于政治争逐,自外于百年的中国历史,反更是当中的领航灯塔。论者认为,香港既启发了孙中山以革命建立民国的构想,也曾在革命进程中扮演过实质性的关键角色。在推翻千年帝制的起义当中,香港人也贡献资源,尽心出力。

一句话,没有香港,就没有这些孕育民国的起义。

可是,令人纳闷的是,如果香港的确曾经在这场让帝制终结,让民国诞生的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为甚么这股革命的气息,对当代的香港人来说,又是如斯隔膜?在香港社会中,这场追求民主自由,终结封建体制的革命,为甚么又好像水过无痕似的不留下半点身影?……以致于,今时今日,你我还可以在街头巷尾,随便就可以碰到一些说者毫无愧色的论调,意谓“中国怎可以没有皇帝?”

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却好像甚么都没有发生过。

如果说,一百年前香港不乏保守派人物,相信中国没有皇帝是不行的话,他会在孙文的兴中会(同盟会)革命之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跑出来公然支持中国要恢复帝制。然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抱着同样信念的人,却会公然支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原因当然不在乎任何“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论,只是因为今日共产党治理它的国民和香港这个地方,已是彻头彻尾的一如昔日的封建皇帝。

今日的港情国情不单是共产主义退场,让资本主义复辟,更是共和主义变质,向天朝主义倒退。朝廷回复封建宗法,元老辈传位予太子党,这些都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太子党各拥山头,地方日益诸候化,乃是昭昭在目的事实。所有旧礼教旧迷信都翻生再世,贪腐规模史无前例。大陆士林派系纵横,政治与学术相互纠缠,怪论蜂起。各地民怨丛生,只欠陈胜吴广揭杆起义。

既然要回到朝廷世代,就只能等着面对那种种朝廷时代特有的暴烈反抗。

香港这边,从大英帝国殖民地摇身一变成为天朝的一个藩属。你以为只是评论家生花妙笔的想象和比喻。岂料原来中联办真有这么一个研究项目,把“一国两制”视为一种“帝国的技艺”。它说:邓小平治港蓝图的设计,伟大之处在于他承继了毛泽东治西藏背后那套满清帝国的“理藩”经验。要命之处,还在它更超克了西方的现代性,妙处在于把“一国”拒绝视为一个以“社会契约”而立的国家,而是这种“一国”符合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天下”观。(见强世功《中国香港》)

有趣的是,如此赤裸坦呈的帝国欲望,在香港并不是激起义愤,令大多数人站起来要求“还我共和”,反而是在他脱掉了最后一块意识形态面纱之后,却愈发吸引这里先天后天的奴民族群的拥护和爱戴。没有这种在“威武君临”底下益发血脉贲张的奴性,最近有人要“劝退”特首候选人,只因他未经“钦点”的那种话是不会说出的。

香港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是这个城市的现代性所应许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这个城市因其殖民根性而深埋的“奴性”。大体而言,从历史观之,“主体性”张扬的时刻虽有,但“奴性”占上风的时候总是较多。

所以,虽云孙中山的民国革命理念是汲取灵感自香港,但他所感最深的并非这里的自由民主——这在殖民统治底下是没有的——而是英国殖民治下的治安卫生和社会秩序,有别于当时腐败不堪的内地。当年支持孙中山的香港人,除了一些激进的读书人之外,就是商人和与英国人及华侨有密切关系的买办。故此,当年的民国革命,丝毫没有触及香港本地的权力和阶级结构。

但纵使孙中山所搞的,是一场发生于香港境外的“”,香港人对“”的态度也是反复多变的。孙中山当初在香港曾获得不少支持,但清帝退位,袁世凯却取孙而代之成为民国大总统之后,也的确有一大票香港商人积极表态支持拥袁,个中还包括那些昔日也曾支持孙文革命的。

据莫世祥教授新着的《中山革命在香港》所载,当时“挺袁”港商的拥袁言行,深得袁世凯欣赏,曾通电嘉奖他们“深明大义”、“爱国热诚殊堪嘉尚”,后来还寄赠金字牌匾予挺袁最力的华商总会,上书“弭患保安”。当孙文一党与袁世凯公开对决,支持孙的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加入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昔日曾称赞陈的港商喉舌《香港华字日报》也忽然“转軚”,声讨“陈贼”,表示对他“切齿痛恨,欲食其肉而寝其皮”。

及至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复辟帝制,肯坚持以当日“毁家纾难”的方式支持孙中山发动“讨袁护国”,扺制复辟运动的香港商人,差不多绝无仅有。只是及至袁世凯复辟图谋付诸现实,香港的舆论和商人才先后加入讨袁行列,是时部份港商为袁世凯祝寿而悬挂的旗帜才刚落下。

上述这些场景,曾经经历八九年那场“风波”的,自然毫不陌生。

摇摆于急变的权力形势,既想跑在中国的前头,领导改革,复又对帝制欲迎又拒、念念不忘。这种华籍商人左摇右摆的“政治文化”,早在一百年前已经活灵活现。正如香港史家钟宝贤所指,香港的华籍商人一直以来都有视“政治”作为一种生意投资,一种以找寻政治力量来庇荫其生意投资的习性。

所以,香港的资产阶级无法孕育出有别于国家的公民社会,他们也不会有助于开拓社会的公共领域。一句话,因为他们只热衷于寻求和官府权力的勾结。在政治形势大起大落的清末民初,香港商贾权贵预演了八九之后一时政治失措的窘态。

他们在极端的状况下,或者“投资”于“革命”,甚至为那些成功了的“革命”唱颂歌。可是,他们从不会让“革命”“革”到他们的身上。

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张鸣,曾在评论《让子弹飞》这部调侃辛亥革命的电影时指出,片中“辛亥不是一个地方名而是一种革命”其实不只是一句烂gag,而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因为的确,“辛亥”是一种只有同盟会那样的革命党才会策动出来的革命。推动这种“革命”的“革命党人”要推动的正是以先知先觉的英雄来拯救愚昧的群氓的“革命”。没有平民群众参与,甚至禁止平民参与。革命党人主要动员的革命力量反而是土匪和会党,部份甚至是“革命党人”付钱雇来参加,革命反而是把群众变成是看客。

香港曾有参与过这场“辛亥”(一种革命)的“辉煌”历史,自然亦不难理解,为甚么这么多年下来,香港人还只是感觉自己不过是看客。然而问题还在于,辛亥革命之后的连番“革命”,又有多少真正的超越了,把平民群众都最终变成是看客的“辛亥”模式?毛泽东的革命卷入群众,但其实也不过是变成“革命战争”。当中人人都知道,“战争”的成份远大于“革命”,把看客都变了“难民”。

鲁迅笔下的阿Q,听闻革命到来,都想造反,于是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老爷秀才们当初不知就里,对阿Q低声下气。到了假洋鬼子回来,阿Q想参加就不被准许……。这就是“辛亥”这种“革命”。今天,“革命”的“正典”掌在共产党手上,其余想革命的,共产党一律打成“反革命”。于是,所有人都被迫成为阿Q。

这样一来,“革命”就只得变成一种隐喻,隐喻一种狂欢,隐喻一种态度。在隐喻的世界,甚么都是革命,也就使革命甚么也不是。可是,对香港人来说,“辛亥”却不是隐喻,而是这里历史的轮回和宿命。

《明报》9.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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