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卡扎菲一代的消亡

【编辑配图：曾经的强人卡扎菲】

2008年3月，在大马士革举行的阿盟峰会的演讲台上, 卡扎菲发表了一篇他那广为人知的一贯冗长且漫无目的的演讲。演讲到中途，他痛斥聚集一堂的各国首脑对萨达姆的被推翻以及随后的被处决的默许态度，并发出了一个预言式的警告，”一支外国军队占领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并吊死了它的领导人，而我们却笑着站在一旁看热闹，”卡扎菲吼道。”马上就轮到你们了！”

观众们听后笑作一团。电视台的摄像机摇过会场，对准了峰会的东道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也在那里咯咯发笑。卡扎菲不为所动，继续说：”甚至是你们，你们这些美国的朋友。不，我是说我们――我们这些美国的朋友。美国总有一天也会批准吊死我们的。”会场里爆发出了更大的笑声。

现在，没有人再笑了。作为最后一位昔日阿拉伯民族主义强人，卡扎菲在周四的死亡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同时代的人是像萨达姆和阿萨德的父亲，也是他的前任哈菲兹・阿萨德这些军人。他们都来自穷苦的家庭和贫困的城镇，借着1960年代和70年底席卷中东地区的革命情绪的浪潮，一路打杀，终于走向了权力巅峰。他们的勇气来自一位埃及军官，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这位充满魅力的军人在1952年推翻了英国支持的法鲁克国王。通过当时最新发明的晶体管收音机，纳赛尔引人奋进的演说传遍了阿拉伯地区，点燃了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的梦想。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欧洲殖民大国在本地的同盟――商人和封建精英――正逐渐失去他们手中的权力。刚开始的时候，萨达姆、卡扎菲、和阿萨德好像代表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平民主义改革的新时代。

但是在1967年跟以色列的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的惨败让阿拉伯人感觉领袖背叛了自己，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热情也开始消退。3年后，纳赛尔逝世，一统阿拉伯的伟大理想也破灭了。老百姓发现他们的英雄已经变成了腐败、专制的独裁者。独裁者们压制所有的反对派，处决批评者，肆意挥霍国家的资源。到1980年代，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圣战所推动，伊斯兰运动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开始发展。阿拉伯社会开始变得更加保守，伊斯兰运动又将泛阿拉伯和世俗政治驱逐出去，对文化和个人生活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为了粉碎任何对他们的权威的挑战，阿拉伯地区的独裁者们构建出精巧的安全机构，专门对付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的反对者。这场阿拉伯解放运动最终以背叛、流放和大屠杀告终。

现在，强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摇摇欲坠、相继垮台。通过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要求的联合，新一代的革命者使对泛阿拉伯身份的认同重新恢复活力。随着始于突尼斯的抗议传播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每一场起义都受到了其它起义的启发。一批平民先锋式的领导人开始在叛乱中出现，尽管他们利用了一些过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一些学说，比如反对殖民主义的言论和对抗以色列等，但是他们都相当清楚卡扎菲这一代强人的失败。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狂热的兴盛时期，通过呼吁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身份，把阿拉伯人团结在一起，诸如纳赛尔这样的领导人的上述观点寻求动员起不受国界限制的政治支持。今天的革命者在他们同威权主义的斗争中也在使用类似的说辞。在突尼斯、埃及、叙利亚、也门、巴林和其它各地的群众大多保持和平，在抗议中重复着相同的阿拉伯口号：Al-shaab yurid isqat al-nizam 人民要求现政权下台。而这一切并非巧合。阿拉伯人受到相互的方法和目标的启发。而且，他们再也不会接受以忍受政府压迫、蛮横无理的法律、国有的媒体和审查，以及一党专制来换取安全和稳定的社会契约。相反，他们要求公正、自由和尊严。今年初，在解放广场的一张海报上这样写道： “人民不应害怕他们的政府。政府应当害怕它们的人民。”

当前的阿拉伯革命跟那些20世纪中期的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它们不是那些自上而下，最终让独裁者攫取了权力的运动。他们没有受到军人或者魅力人物的领导或鼓动。阿拉伯强人的时代已然结束，尽管尚不清楚谁或者什么将最终取代他们的位置，但是通过让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加的平民化和草根化，今天的革命者正在重新定义阿拉伯民族主义。

今天的阿拉伯叛乱者们应当审视卡扎菲的遗产，避免犯下过去民族主义运动犯下的错误。在卡扎菲上台的时候，他是阿拉伯国家抵制殖民统治的这一遗留的典型人物。他是一对年轻贝都因夫妇的儿子，在苏尔特附近的沙漠定居点长大。在青年时期，甚至在他19岁就读利比亚军事学院之前，他就在收听开罗广播电台的《阿拉伯之声》，并熟记纳赛尔的演讲。1969年，在这位埃及领导人反帝国主义说辞的鼓动下，时年27岁的卡扎菲上校领导了一场推翻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变。这位国王早已把利比亚新近发现的石油财富交给了西方石油公司，而这些西方公司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一开始，政变给普通的利比亚人带来了繁荣兴盛。卡扎菲政权强迫外国石油公司放弃在利比亚油田的大部分股份，并交出大部分的收入。其他阿拉伯地区的领导人也开始效仿他的做法，以阿拉伯爱国之心的名义要求石油巨头们做出让步。萨达姆就是其中一位：在1970年代初，正当石油价格开始飙升的时候，他监督了对外国公司在伊拉克的石油资产没收的整个过程。这个意外的收获让他可以对伊拉克农村进行现代化，给农民分发土地，实行农业生产机械化。伊拉克最终成为了阿拉伯世界最富有的――也是最专制的国家之一。

卡扎菲用同样的方式修建了学校，住房，医院，道路和高速公路。他领导了一场扩大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的运动，并试图建立新的产业。在1969年，利比亚人的预期寿命是51岁，，而现在，是77岁。尽管它的人均年收入――在2010年是14000美元――比其它产油国要低，但是相比邻近的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突尼斯则要高得多。

尽管开始有一阵繁荣，但是跟伊拉克一样，利比亚大部分的石油财富被独裁者和他的亲信们尽情挥霍或卷入囊中。跟他同一辈的其它阿拉伯领导人一样，卡扎菲迅速地变成了一位暴君。他用清洗、公开审判和处决来压制他的反对派。他的密探在欧洲各国首都刺杀异见人士，而且他还把利比亚人民拖进了与南部邻国乍得的惨烈冲突之中。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因为对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德国红军派、阿布・尼达尔、和豺狼卡洛斯等恐怖组织和个人的支持，他成了西方世界的重要敌人。当利比亚特工被牵连进1988年发生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的泛美航空103班机爆炸案的时候，联合国对利比亚实施了制裁，而卡扎菲也成为了国家社会唾弃的对象。

但是自始至终，卡扎菲都把自己想象成一位人民的保护者，一位政治家兼哲学家。他把自己那些让人震惊的陈腐古怪的思想汇编进了他的《绿宝书》――一部关于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及诸多其它题目的三卷本沉思录。1975年，他出版了《绿宝书》的第一卷（并毫不客气地把它命名为《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宣称这本书将是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从失败中拯救出来的蓝图。卡扎菲承诺，他要用《绿宝书》向世界展示一条不同的道路：他的”第三世界理论”将开创一个由人民直接统治自己的大众民主时代。

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他在1977年辞去了所有官方职位，并宣布自己是”大众时代的领路人”。他宣称，利比亚人将从此以一个乌托邦式的”人民委员会”和”大众议会”取代中央政府，开始自我统治。他把这个乌托邦称作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jamahiriy是卡扎菲著名的自创词，作为”共和”的阿拉伯语翻译，基本上意思就是”大众的共和国”）。当然，卡扎菲和他的党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持着铁腕统治；每次召开的大众议会会议只是在重申领袖的意愿而已。

直到最终，卡扎菲还一直戴着他只是利比亚的领路人的伪装。2月底，就在利比亚起义开始之后，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誓言决不退让。他拍着演讲台，大声咆哮：”穆阿穆尔・卡扎菲没有官方职位，所以他没法撅着嘴并辞去这个职位，象其他总统做的一样！穆阿穆尔・卡扎菲不是总统！他永远只是革命的领袖！”接着，他换回到第一人称：”我比那些总统和著名人物都要伟大。我是一名战士。一位圣战者。一位从帐篷中走出来的革命者。”对他和利比亚来说，不幸的是，他跟同一辈的其他强人们一样，背叛了自己的革命。随着卡扎菲的死亡，更好地保卫阿拉伯的愿望的重担现在落到了最新一代革命者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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