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每天看《新闻联播》，你会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群干和谐的世界；
当你每天看报纸或者网站，你会看到一个充满纠结，一地鸡毛的世界；
当你每天看微博公知名人，你会看到一个黑暗笼罩，反抗苍白的世界；
当你每天看翻墙新闻评论，你会看到一个无力回天，革命前夜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不同的人眼里，他就是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声音。很多人以为世界应该是自己期望的颜色，但是很多人也认为这个世界挺好，本来就是如此，假如穿过历史，你很难讲谁是正确谁是错误，也许你可以简单把前者归为理想主义，后者不过是现实主义。
在中国山东临沂东师古，住着一个盲人，叫陈光诚，他也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他获得这个提名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个盲人律师，却致力于帮助当地的穷人农民维权，让一些人很不喜欢。但是在中国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还好不是得主，那不是流亡就是坐监。
诺贝尔有很多奖，但是在中国唯有诺贝尔和平奖是敏感词，某个年份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敏感词，这大概是对和谐社会的微妙讽刺。
有人说在东师古这个村庄，村民不再种田，而是看守一个重病的瞎子，每月就有1600元的俸禄，活捉一探视者可领赏金500元。抢劫、绑架、拘禁受到警察保护，法律、道德、伦理好像失去了踪迹。
有人指出更大的讽刺是奉旨剥夺光诚的人权这些农民，就是当日光诚为之维权的对象。为这些农民光诚遭遇软禁之苦，六岁小孩无学校敢接收，对一个国家公民基本权利赤裸裸的侵犯，而那些昨日还感谢敢于挺身而出的农民，今天就转身做了体制的帮凶。
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是只要自己活得好，而是让每一个民众都认识到唯有每一个人都能平等的活着，你才可能活得好。光诚事件的最大意义不是让我们认识政府的暴政，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在大陆走向民主共和，对民众的教育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指责那些连生存都困难的农民是不妥的，他们缺乏组织无力对抗暴政。
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生活哲学就是你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过得比别人好就可以了。为什么形成这种生活哲学？根本原因不是他们内心缺乏人性，而是生活经历告诉他们，挣什么都不如挣自己的一口饭靠谱，谁对抗官府谁活该倒霉，谁就不能生存下去。无奈的并非一定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有人能让你不能好好活。
光诚也是那些农民的反面教材，而且是现实主义教材，那么多人想帮助他，但他一样无力对抗暴政，备受打击。那些官不是地方政府，就是上级政府意志的执行者。
在暴政面前，丧失基本道德感的人不仅仅是他们，也包括我们。
别高估自己，以为自己拥有良知就不会沦为暴政的帮凶吗？想想文革，想想我们的父母这辈子的经历，我们绝大部分国人，包括我们的父母这代人，大部分都是选择和暴政同流，当然，解释的理由是简单是，我受了欺骗。受了欺骗就可以丧失人性吗？这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不妨多看些书，多看些历史，才能自省，才能尽力在暴政面前寻求新的改变道路。
我们都希望能生活在《新闻联播》的那个世界，尽管现实中我们可能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但改变总是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再一个一个去影响别人，假如自己做不到坚定，就很难指望别人也应该改变。辛亥革命过了一百年，但国民性格的改变没有另一个一百年是不能见成效，耐心方能活在当下。
我最怕的就是那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缺乏耐心，终酿革命，以暴政推翻暴政，只会让更多的当地农民，学会选择背叛真心想帮助他们的人，还记得《让子弹飞》里姜文的一句台词吗？
他们，永远站在力量大的一方。
但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即使看得见光又有什么意义？要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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