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热的“左”到极右：距离并不太远

作者：庄礼伟 | 评论(7) | 标签:北一辉, 军国主义, 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从狂热的“左”到极右：距离并不太远

庄礼伟

★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热血青年，痛恨社会道德沦丧，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强烈痛恨财阀与官僚，但他后来走上了拥戴天皇专权、主张军国主义体制的道路。希特勒、墨索里尼早年也都是出身底层、痛恨社会不公、热烈推崇社会主义的左翼愤怒青年，为什么后来他们都成为极右的战争狂热分子和反人类罪犯？这说明从某种狂热的“左”到极右，不仅距离不太远，而且还不是个别的历史孤案。

★追随军国主义的日本底层大众试图以改变“国运”的方式来改变个人命运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在“雪洗国耻”、“民族复兴”、“快速实现社会公平”这些宏大宣传词的诱惑下，德国民众和日本民众甘愿去做白日梦。但最终，那些支持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民众既没有看到国内“社会改造”、“社会公平”的辉煌成果，也没有看到本国崛起、万国来朝从而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壮观景象，他们被利用也被侮辱了。

★关于战争，一般人都认为它是负面的事物。但马克思在1855年曾幽幽地说战争也有“积极”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或许也可以这样来看：一个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即将走向衰败和垮台的先兆，是发动对外战争，这也意味着它准备要自杀了。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必然走向发动战争，而发动战争也意味着它们的败亡的临近。当然，这个规律可能对所有国家都适用。

【正文】

每年的“9•18”都会让国人回头去看历史。但年复一年的回顾历史应当有越来越多认知上的收获，不能仅仅满足于仪式性的纪念。

当然，除了回顾国仇家恨，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去探讨灾难的起源，包括探讨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1883-1937）同时是一位追求“纯正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由于对日本扩大对外侵略战争起了关键作用的“2•26兵变”中的造反军人多是痛恨社会不公、出身社会底层的下级官兵，这就隐隐浮现出一条值得探究的历史幽径。从政治光谱上来看，社会主义、底层反抗上层，大抵是指向“左”的，而军国主义自然是右，而且是极右，那么这“左”和这极右之间，会有什么关联？联系到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曾颁布过包含大量社会主义内容的政纲（如限制私人资本、国有化、广泛的社会福利等），纳粹党的党名（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甚至还含有“社会主义”字眼，希特勒、墨索里尼早年都是出身底层、痛恨社会不公、热烈推崇社会主义的左翼愤怒青年，为什么后来他们都成为极右的战争狂热分子和反人类罪犯？

这说明从某种狂热的“左”到极右，不仅距离不太远，而且还不是个别的历史孤案。

【从“左”走到极右的通道】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欧洲传到中国，最初是先到日本兜了一个圈，才传入中国的。1882年，日本思想界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1901年，日本出现了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在此风气下，北一辉由幸德秋水引路，初窥社会主义门径，进而发展出含有他个人风格的社会主义论述。北一辉之所以选择信奉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深感痛心：大多数国民为生活所困；窃取政权、军权、财权者，借助皇威维持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不义地位；而国际上英、美、德、俄等国无不背信弃义……。对国家满怀忠诚的他大声疾呼：“日本之孤立诚如东海一粟之岛国。倘若误走一步，祖宗创建之国家将毁于一旦。”

北一辉认为，自明治维新（按：19世纪日本式的不彻底的“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大资本家、大地主和政界权贵们等上层阶级控制了国家，必须通过强力手段推翻这套体制，实现“昭和维新”。首先，他主张解散国会，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由天皇以“国民总代表”地位实施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其次，他主张限制（不是取消）私人的财产、土地、企业，超过一定限额之后就要由国家收缴，同时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国有资产。他还主张设立劳动省来保护所有劳动者的权利（但禁止罢工──这其实是一个右翼主张），私人企业纯利的一半应分配给劳动者。他还主张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政策。他的远期理想是建立一个能力进行生产、根据需要进行消费的共产社会。

北一辉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热血青年，痛恨社会道德沦丧，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强烈痛恨财阀与官僚，但他后来走上了拥戴天皇专权、主张军国主义体制的道路。这按通常的政治光谱，就是由左走到了极右；或者说，是从国内政策的左，走到了国际和国内政策的极右。

希望社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大规模改变的论述者，总是会不断寻找其理想快速实现的突破口，寻找其宣泄激情的政治议题和现实战场。作为知识分子，北一辉极其痛恨其他知识分子的懦弱误国，他更喜欢刀剑般的语言。但他的那些“整体”、“绝对”、“纯正”的理想主义诉求，并没有修得正果，而是滑向了独裁和军国主义。

在思考如何迅速改变社会现状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的北一辉和当时大多数日本底层人民是一致的，他并不期待有一个“社会渐进改造工程”，他要的是摧枯拉朽的史诗般的迅速改变。这样一个热望迅速改变糟糕现状的社会，往往愿意在别的方面做出一些容忍以确保这种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例如北一辉早年只把天皇当作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后来他觉得天皇的权威有助于他迅速改造社会，就转而主张权力应集中于天皇，颇有点像几十年后出现的“新权威主义”。

当人们觉得集中力量好办大事、觉得国家意志的统一有利于改造社会时，当人们急于迅速改变国家在周边、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而觉得任何权宜可行的方法都可视为正当的方法时，他们往往希望一个统领一切的“伟大领袖”出来领导“整个民族”，在高效率的政府体制（通过集中权力）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也实现“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时候，这些怀有极度理想主义激情、观念或梦幻的人们，甚至可能会认可专权体制（如纳粹体制、天皇-军部独裁体制）和专权领袖（如希特勒、波尔布特），来实行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以及在国际间“主持正义”或“恢复正义”。

北一辉和当时的日本底层官兵们的反资本家、地主、官僚的愤怒热血，为什么最后都倾注到由天皇-军部领导的集权国家向外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去？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即在现实中，反对资本家、地主、官僚的“革命理想”看来比较难以实现。虽然“革命”难以成功，但“理想”仍然是要的，只要能快意一回。这些满怀救世狂热的人此路不通，便拥挤到另一条路上：通过对外战争来振兴国家、造福民众，同时通过战争来打倒国际上的压迫者和上层阶级──那些强权国家，总之就是要反抗压迫，国内不行就转向对外。

而传统的忠君思想，也让这些为天皇而战的人们壮怀激烈了一回。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忠君思想混杂在这些壮怀激烈的人们身上。当时日本民间出现的国粹会、国本社、日本生产党、建国会、勤王联盟、大日本护国会、犹存社、爱国劳动党、全大学日本魂联盟等等大批民间组织，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员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血盟团可不是只会喝着啤酒上网，而是真刀真枪地“除奸”。

但追随军国主义的日本底层大众试图以改变“国运”的方式来改变个人命运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

【被利用和被侮辱的人们】

必须指出的是，造成一个国家走向专制乌托邦和对外战争的，主要不是大批狂热民众，甚至也不是一些满怀社会改造激情、满怀自以为是的正义感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而是某些自私邪恶的政治─经济集团，它们利用民众、民间情绪与诉求（往往是左倾的、社会主义式的），来扩张自己的利益。

尽管在某些民间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论述者那里，从“左”的社会改造激情滑向右的对外强权政策，是有一条自觉、自恰的思想暗道相通的，但对于众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左”的愿望（希望国家出面来解决所有的社会不公问题），是糊里糊涂地被某些集团、某些枭雄利用了，被绑上了后者对内、对外都肆意妄为的战车，并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例如纳粹体制下的德国民众，例如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日本民众。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这种蓄意的思想绑架、人身绑架是经常发生的事，许多受到本国大批民众支持的不义战争就是证明。列宁曾论述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其最高阶段）是国际战争的总根源。然而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以大垄断资本集团为总后勤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却是被仇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广大民众所拥戴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只能说，这是历史上最黑暗、最荒谬的现象之一，即由少数人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欺骗、利用了大多数人。固然在备战和战争期间，德国、日本都曾搞过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但那是在掠夺和奴役他国人民、掠夺和奴役本国一些被打入另册的人群的基础上获得的。在“雪洗国耻”、“民族复兴”、“快速实现社会公平”这些宏大宣传词的诱惑下，民众甘愿去做白日梦。但最终，那些支持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民众既没有看到国内“社会改造”、“社会公平”的辉煌成果，也没有看到本国崛起、万国来朝从而使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壮观景象，他们被利用也被侮辱了。

【左派理念中的局限性】

人们通常认为，对外族的仇视、对外国的侵略战争基本上是右派挑动的，而左派基本上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但作为现代政治光谱中一翼的左派或社会主义派，由于其理念特点，也可能和战争有那么一点关系。希特勒、墨索里尼、北一辉这些主张发动对外侵略的论述者，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出身，都曾经是社会主义的热烈信奉者。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尽管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升级改造的主张，但其本身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过于强调政府的权力与作用，对市场中人们的自由竞争有所限制（当然不是通过强力、暴力进行限制，而是通过征税等方式）。因此社会主义也需要有另外的主张来制衡，当代西方国家多是由左、中、右不同政治光谱的政党相互竞争和制约，以缓解左的或右的主张中的不足之处。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北一辉之所以最终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至少与他极端化了社会主义理念中的政府角色有关。他从政府节制市场，走向了政府统制一切。

当然，亲资本的右翼政治─经济集团，倚靠强大的金钱力量，亦有可能建立强力的政府统制，对外滥行战争政策，这同样需要有其他集团和力量来抗衡。总之，一个社会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极端思想和政策主张，但只要允许充分的公开竞争、多元竞争，温和的、不极端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终究会成为主流和更有持续性。但纳粹政权、军国主义政权限制言论空间、实行观念一元化，使得自己彻底地无可救药。

此外，左派理念中的斗争哲学是底层人民的天然诉求，对强权者必须进行斗争，但社会关系并不只有“斗争”这一种方式，竞争、协商、宽容都是可以且必须存在的社会关系方式。过于强调斗争、对抗，也可能会在对国内强权的斗争难以有效果时，将“斗争”的主战场转向对外。北一辉就是把他的阶级斗争观念转换到国际关系当中去了：日本是底层，欧美是地主资本家，国际上的底层当然有权利反抗和打倒这些国际上的地主资本家（对于依附欧美的亚洲邻国的征服，当然也是合理的）。而为了打败这些当前恶敌，人民可以部分地或更多地交出自己的自由、权利以维护大局。“2•26”兵变之后，议会政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在日本基本消失，军国主义摆脱了一切羁绊。

对国际强权、霸权当然是需要抗争的，但北一辉心目中的日本，无非是要成为另一个英国或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他的国际关系底层反抗论中，弱者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他的敌人、他的压迫者的复制品。

此外还要说的是，当年一战后大伤元气的德国和刚刚有点小崛起的日本也确实一度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的受害者，外国资本的盘剥、外国经济危机的输入都冲击了德国、日本的经济与民生，这时候产生一些反国际资本和“国际资本家联盟”的左派主张也是正常的，但这种主张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结合起来，就转换成了“用武力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深重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关系历史或现实中的屈辱，是推动大众认知极端化的重要时代背景，这时候谁的政策主张最有诱惑力、调门最高、口号最激越，谁就容易受到大众欢呼和拥戴。

【马克思一句幽幽的预言】

应当说，左派、社会主义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由底层反抗运动演变而来的法西斯运动或日本改造运动套取了社会主义的理念来动员群众。社会主义一词的原始含义是“联合”与“共享”，代表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正如其他美好观念一样，如果走向极端，或与极端的思想（如种族主义）结合，或想强制性地迅速实现它，都可能会最终催生出对内的专制和对外的侵略战争。

关于战争，一般人都认为它是负面的事物。但马克思在1855年曾幽幽地说战争也有“积极”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或许也可以这样来看：一个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即将走向衰败和垮台的先兆，是发动对外战争，这也意味着它准备要自杀了。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必然走向发动战争，而发动战争也意味着它们的败亡的临近。当然，这个规律可能对所有国家都适用。

（本文刊载于2011年9月19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