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参考》专栏)

2010年某日,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四川的电邮,写信人姓李,家住宜宾,年龄和我相仿。他说在一篇文章里知道我姓李,是湖南新邵人。他们家族是清代由湘迁四川, 繁衍数万人,现在合族想找到湖南的“根”。我问他可有文字资料。他说,“文革”时族谱损毁殆尽,改革开放后族内长老凭记忆写下了始迁祖的一些信息。始迁祖 于康熙十六年由湖广省宝庆府邵阳县某某都第五甲迁到四川铜梁。

我对他说,清康熙年间至今三个世纪了,行政区划多有变化。以邵阳县为例,1947年析分出隆回县,1952年在析分为邵阳、邵东两县,另有一部分乡镇和新化一部分乡镇组成新邵县。若按当时的“官名”,查询起来难度太大。

这位先生说,老人还说迁徙地又名:邵阳北路石马江严村冲,还有族人居住在新屋基。谢天谢地,三百多年前那些湖南农民迁徙到四川时,还牢牢记住了故土的“俗名”,这些俗名至今没变。石马江严村冲离我家8华里左右,新屋基是我家族宗祠所在地。这些地方都在1952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归新邵县了。这位先生是我的宗亲无疑,远在四川那群李姓人的根,算是找着了。

这件网络时代的趣事,引发我对生长的那块故土的地名之历史变迁做了一番琢磨,发现很有趣味,可以作为中国大历史之变迁的小小标本。这种变化的基本规律是:一地俗名相对固定,官方命名则容易变化。

以前文所言的那件趣事为例,“北路”是指邵阳城北门外的乡野之地,范围很广。邵阳城在南宋改为宝庆府,因宋理宗在此龙潜数年,登基后以年号命名其发祥之地。而邵阳县是附廓县,即县城、府城在同一座城池内,宝庆府在明清是大府,辖武冈州及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辖境约为今邵阳市区、武冈市及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宁、新化等县与城步苗族自治县)。邵阳县的乡村将城池围绕,故有东、西、南、北四路。数百年来政权鼎革,人事变迁,行政区划变来变去,而东路、南路,某某铺、某某冲、某某塘之类的俗名却相当的稳定。

我所在的新邵县,1952年建县后,属于邵阳地区,1977年划归涟源地区,后涟源地区改称娄底地区,1983年又回到邵阳市。我读小学、中学时,属于言栗乡(公社),后撤区并乡合并到小塘乡。言栗乡(公社)之来历,乃是因乡(公社)政府所在地跨言耳边、栗江两村(生产大队),如安徽省取安庆、徽州,甘肃省取甘州、肃州两府首字命名一个道理。可到了“文革”的“极左”时代,到处盛行改地名之风,一些沾染“封资修”元素的地名纷纷改为“革命化”十足,言耳边大队改为英雄大队,栗江大队改为东风大队,而“言栗公社”的名称继续沿用,外人就很难知其来由。但当地老辈人说话,决不说新改易的“革命化”名字,一定会说去“言耳边”或“栗江”走亲戚。上世纪80年代中叶,人民公社解体,“英雄”“东风”又改回原来的名称,这两个村的90后青年,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村子曾有过那么“时髦”的名称。

我老家现在所属的小塘乡,在民国时期的“官名”是“刚劲乡”,1952年邵阳县所辖与刚劲乡一起划归新邵县的乡还有:集云、仁义、靖生、敦仁、敦安、三民、安义、长安、长泰等乡。望文生义,就知道这些“官名”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既有执政者坚守的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礼、义、仁、智、信,又有国民党自家所宗的“三民主义”。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这些带有浓厚“封资”色彩的地名被扫进垃圾堆,实属必然。现在两岸交往频繁,台湾旅游已对大陆客开放,一个大陆人去台湾,若有心的话,就会发现至今在台湾,许多乡镇的名字仍带有此类色彩。

不论“官名”如何变易,行政区划如何折腾,只要民间自然命之的“俗名”或曰“乳名”不变,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之根,我以为还能依稀可寻。一个人发达了,无论将名字改得多么文雅,回乡后,父老叫他一声“狗剩”之类的乳名,就一下子说出了他的根本。但麻烦当然有。古代喜欢用一个牛人籍贯所在的邑名代称其本人,如韩昌黎、张南皮、袁项城,可这些古人的家乡行政区划或地名一旦变易,往往让人觉得莫名奇妙。比如,曾国藩被称为“曾湘乡”,陈寅恪先生说自己“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张之洞)之间”,而曾氏故里现属于上世纪50年代从湘乡县分出来的双峰县。吾乡先贤魏源,人称魏邵阳,他的故里现属于隆回县。—-读史书者不可不察。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