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机关出面,组织重大课题攻关计划,让学者去投标、竞标,获取高额乃至超额的科研经费,然后由中标者组织人马,在规定的数年内,完成课题,有套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来“计划学术”之嫌。

政府导向,计划学术

坊间有关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颇有些议论。从表面看,国家财力日臻发达,对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支持,也日益增加(这“日益”两字,许多教育界、科学界的人士,一定比我更有体会)。但细究其实,这一对学术的支持,又大都采用一种形式,就是由国家机关出面,组织重大课题攻关计划,让学者去投标、竞标,获取高额乃至超额(因为常常最终消化不了)的科研经费,然后由中标者组织人马,在规定的数年内,完成课题。最后再由政府机关出面,组织人员对完成的项目,做出鉴定和评价,并评定出优劣,对优秀课题的完成者再给予荣誉和奖金。

显而易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导向十分明显,有套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来“计划学术”之嫌。让这种模式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常态,会产生一些明显的问题。

其中之一,是像计划经济一样,政府的机关人员(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受过良好教育,或许可称他们为“前专业人士” [proto-professionals],因为他们以前也从事过专业研究,但现在的工作已与专业脱离)无法全面掌握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从而选择规划有利于学术长期发展的计划。换言之,学术的发展,往往有其“内在理路”,也即自身内部产生的变化。这一内在变化,往往置身于学术界的人士,都无法完全清楚地“预流”(陈寅恪语),更何况是学术界之外的人士?学术界的方向性变化,往往牵涉到许多方面,并不为一种力量左右。

但批评政府引导学术,还不是我撰文的重点,我乐见政府对学术界的财力支持。戴逸先生在倡导“清史计划”时曾呼吁,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猛,除了用钱来营造几个重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如三峡大坝、高铁网等),也应大力支持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对此我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我更关心的是这一支持的形式以及所造成的学术风气和学术行为的变化。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牵涉政府财力支持学术的收效问题,政府在支持学术的同时,是否“把钱花在刀口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功利在先,难有真学术

坦白地说,我的结论相对悲观,因为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由于这些课题都由政府出面组织,自然就带有一定的级别(抑或“上了国家的档次”),为高校和科研机关所重视。事实表明,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将能否获取这些政府项目,作为提升职称、学科质量评比,乃至高校排名的主要标准。但如上所言,这些项目是否代表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尖端课题,尚不清楚。选择、制订这些课题的真正决策人士,常常并不是学界中人。即便是后者,往往也只是一个领域的专家,若想对某一学科的整体发展,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实在难上加难。

其次,要想推动学术进步,前瞻性研究十分重要。但这些课题的选择,从其制订过程来看,就很难具有太多前瞻性。相反,这些项目的选择,常常是建立在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之上。

举例来说,一个专家如果曾在某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甚至国际知名度,他就常常被选定为有关这个课题的主要研究者。以这个专家来说,出于拿到这个课题的压力(有关自身的地位和学校的荣誉),也就会倾向于选择在他已经完成的课题的基础上,做一些总结和深化的工作。显然,因为他已经在该领域建立了声誉,他就会比别人更有机会拿到这个课题和相应的物质奖助。但从学术发展来看,深化已经完成的课题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何开拓新的课题显然也十分重要,因为学术上前瞻性的发展更取决于学者的突破与创新。但现在的机制,并不鼓励后者。而在文史的领域,这种以深化、细化为标榜而其实守旧、守成的做法,更是俯拾皆是。一个已经出版了几部有关明史论著的成名学者,常常会选择一个领衔集体写作一部多卷本明代通史的课题,这样他既能获得荣誉(项目主持人兼主编),也能增加获奖的几率,还能美其名曰地提拔、帮助青年学者。但这样的细化研究,却往往不能超越他原来的研究;那些参加项目的青年人,一般只是根据他的研究模式,依样画葫芦地在他已经建立的框架上做一些“填空”而已。甚至,可能连“填空”都做不到,出于学力不逮的原因和对老师、长辈的尊重,他们只是在原来的脸谱上涂脂抹粉一番,补上一些浓妆。这些成果,看起来声势浩荡、卷帙浩繁,但其实没有什么原创性,甚至也没有什么可读性和实用性。

第三,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学术界、科学界的人士,以获取个人(或所属集体的)荣誉和物质奖励为研究的首要出发点,那么就会有碍创新,无法开发自己有兴趣而在目前没有“钱”景的课题。

从科学史的发展来看,很少有一些划时代的创新研究,是靠政府规划出来的。我们不能揠苗助长,用“曼哈顿计划”和“两弹一星”工程这样的国防事业操作办法来取代日常科学和教育的常规组织和发展规律。

频繁评奖是学术迷途

中国目前以获取诺贝尔奖为最高目的,但殊不知,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往往是因为他们几十年前所做的工作而拿到了这个殊荣。当年在从事研究时,根本无法预测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在未来的意义。他们的最终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愿意为感兴趣的课题献出自己的心力,往往数十年如一日,并不计较(更不计算)社会或政府可能对他们的回报。

孟子有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学问不能掺杂功利心。他还说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的期望是,一个知识人应该能超越物质利益的诱惑,不为其所动,而照样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

我引这两句话,并无意说政府不应对学术界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其生活和工作条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于许多国家,亟待改善)。我想批评的是目前政府对学术界、科技界财力支持的方式。由政府组织、频繁评奖,然后对获奖者加以物质鼓励,造成当前不少知识分子为了获取这些名誉和利益而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从原来的谦谦君子,变成了孜孜于利的小人。更有甚者,因为大势所趋,有些本来对此行径颇为不齿的人士,也出于为单位争取荣誉的考量,不得不加入其内。如此流风,对学术的发展,实在是无利而有害。如果听之任之,后果实在堪忧。

其实,正如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政府或社会对学术研究最好的理解和支持,就是提供一个让研究者“放心”的环境,也即让他们不用为衣食住行而操心,不必为物质利益的多寡而动心,而应投其所好,创造一个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和创造的条件。对专业的学术工作者来说,学术研究不但是一种兴趣,更是其生命意义所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胡适曾提倡:“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这既是他本人治学的经验,也是他对学问之道的一种总结观察。以他本人为例,许多人称他早年“暴得大名”,其实反映了在他当时提倡白话文时,并没有料到会得到如此热烈的响应,让他一举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相反,如果学者时时刻刻考虑是否能中奖,反使其“放”不下“心”来,迷失治学的根本目的和途径。采用如此手段提升学术,违背了学问的根本之道。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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