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 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武汉「七·二〇事件」真相

七二〇事件中武汉公检法部门保守派组织成员挥舞手枪和长枪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外示威

作者:申晓云，选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总第54期

今年是文革四十大祭。四十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风暴骤起，不仅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而且肆虐整整十年，其给国家、民族，乃至很多家庭、个人带来的灾难和伤害，都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四十年过去了，这场风暴究竟缘何而起？在风暴的中心发生过些甚么？何以造成如此浩劫？究竟谁该对所有这一切负责？……这些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仍然是个谜。《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似乎已对以上问题作过结论，然而，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老百姓对这类官样文章早已失去信任，他们有权力要求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给他们带来如此深重伤害的根源究竟是甚么，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揭批『四人帮』」。本文是对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来龙去脉历史真相的一个考察。文章主要依据为「七．二○事件」前后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主要档，毛、林、周等中央领导人和文革小组成员的一系列讲话，和现今已正式出版的当事人回忆录等。由于仍受某些核心资料缺乏的限制，其中有些分析是本人依据史料的逻辑推理，仅为一家之言，是否能成立，有待以后史料的进一步印证。

一、文革中的毛、林关系和矛盾的产生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为震撼，也是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作为毛的「亲密战友」，中共党的第二号领袖，且已被党章明确规定为毛的「接班人」竟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党、叛国的「阴谋家」、「野心家」，并在出逃的过程中可耻地摔死于蒙古的温都而汗大荒漠，这一当时让举世愕然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甚么会发生？文革中毛、林的交恶究竟起于何时？他们的真正分歧又是甚么？对此，从中共对林彪事件所作的结论和披露的档案，以及现今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毛、林矛盾乃肇起于中共九大召开之时，而是会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则为「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1其实，此说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革中毛、林矛盾的产生，要比这早得多。根据现有史料，已可明确判断：文革中的毛、林矛盾开始于1967年初，也就是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的全国性夺权斗争掀起高潮后，而发生于是年7月的「七．二○事件」 实乃毛、林交恶的肇端。

在叙述这一段史实前，有必要对文革前后的毛、林关系作一点简单追溯。林生于1907年，比毛小14岁。毛、林相识40年，共事也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林彪作为中共将领中最出色的「常胜将军」，为毛打造红色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作为毛的亲信大将，在追随毛多年后，也看清了毛要做的，以及所喜欢的一切，于是投毛所好，不仅在党内刘少奇集团处于鼎盛时，林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为毛摒挡来自对手的攻击，2还在其任国防部长期间，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编选《毛泽东语录》，背诵「最高指示」，并用他那明快的林式语言，发明了「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把对毛思想的学习推向了全军，乃至全国。文革中，更是把毛吹成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天才」、「救世主」。3为保障毛文革步骤的采行，迫毛的对手低头就范，林动用军队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有效控制，这是毛轻松拿下「三家村」，搞垮北京市委，并从武汉回到北京，开成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正式掀起文革巨浪的关键。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林的支持，毛的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林彪被公认为毛最最亲密的「战友」，文革造反大军当之无愧的「副统帅」。

然而，毛与林的关系也并非如人们所知的那样「亲密」无间，否则在毛需要让林彪为其发动文革「保驾」时，也用不着以牺牲罗瑞卿来达成与林彪的交易。4此外，林彪事件后才公开的毛给江青的一封信中，也可看出毛对他「那位朋友」的不屑。5而这一不屑并不仅是因为「那位朋友」对他的肉麻吹捧，毛其实对此是很受用的，而且也有需要，之所以有反感，主要是毛看出了他「那位朋友」对他的吹捧并不那么实心实意，而是如他信中所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毛向来只有他利用别人，却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利用，这才是他之所以对他「那位朋友」产生反感的主因，其实，这也是明了嗣后毛、林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关键。当然，尽管毛、林之间确非一无嫌隙可言，但总的来说，数十年风雨中，毛、林之间还是保持了较他人更为紧密、牢固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开始后，两人的关系更得到了发展，只要有伟大统帅的光辉形象出现，他的身旁就有一个晃动着「红宝书」的副统帅，给人一种形影难分的印象。然而，统帅和副统帅的亲密合作只进行了一年，1967年，随着军队 「支左」的开始，两人的矛盾产生了。

文革中的军队「支左」，可以说最初是秉承毛的指示进行的。在1966年快要结束时，由于毛、林连手，挫败刘、邓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往被毛认为已被刘少奇篡夺的党中央大权又回到毛的手中，下一步文革如何进行，可供选择的方式有两种：一、走以往搞组织清洗的路，对干部队伍作调整；二、整个推倒重来，按自己的理念重新设计政权机构。毛认为第一种方式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刘、邓经营多年，下面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让原来的当权派继续掌权，那无疑将是刘、邓「秋后算帐」的基础。于是，毛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干脆把旧当权派全部打倒，另起炉灶，以便让经受了文革考验的毛所信得过的人取而代之，建立起毛所希望的革命新政权。为此，毛在他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上，举杯的祝词竟是「庆贺全国全面内战开始！」6毛用这样的方式下达了全国「夺权」的动员令。7然而，要把原「当权派」全部排除出权力体制，当然也会受到原当权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事实上，「一月革命风暴」掀起后，尽管各地大多数「当权派」都基本被迫「靠了边」，但在原政权机构未被彻底摧毁时，这些老「当权派」，只要没有被组织定性为「反党分子」，不管造反派怎么在大字报上「砸狗头」，他（她）在所在地区和单位，仍具有相当威信，说话也仍具相当的效力。而在这样的动乱时期，作为被革命对象的当权派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一般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态度，即自动放弃权力，你要打倒，我就干脆躺倒，这样也能少犯错误，等运动后期组织下结论；另一种则较为积极，即对毛、林搞这一套不服气，不买帐，或干脆加以抵制，在「造反运动」起来后，公开对抗无疑飞蛾扑火，于是就如毛所说的，躲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利用和操纵群众组织保自己。于是在1967年初的时候，各地都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现象，一派被称为「造反派」，对立的一派则被指为「保皇派」。但一般来讲，由于造反组织成员比较复杂，且得不到支持，人数也较少，在地方上多半处在被压制的地位，难以成大气候。而其时奉了中央文革之命，到各地煽动「夺权」的北京造反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等，到各地后也都受到当地「保守组织」不同程度的围攻和驱赶。为保障文革「夺权」步骤不被干扰。1月21日，毛在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曰：「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8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能够公开支持（左派）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9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5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以「决定」和「社论」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始介入地方。为确保文革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避免国家生产建设因动乱而受到冲击和损失，并将「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驭的范围内，在其后的数天中，毛又连续对军队在文革中应担负的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下达了具体的指示。3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三支两军」便奉命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