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8日 19:22:11

  “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客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不知道现在周云蓬买房子没有?那天在深圳旧天堂书店我们的诗歌会上,他顽皮地问我:伟棠你买房子没有?我应该也反问他一句。
   买没买房子重要吗?也许在某些单纯的朋友眼中,买了房子的诗人就不是波希米亚范儿的诗人了,买了房子的民谣歌手也更不是那个流浪的吟游歌手了。艺术家不应该安定下来,好像只有像周云蓬在《春天责备》里所写的圆明园艺术村里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多少年前,我也这样认为。生活的自由,是需要一种风格化的象征的,在那个年代。
   我竟然在百物腾贵的香港买了一套旧房子,这是艺术诸君所料不及的。我却因此实现了另一种自由,因为是和朋友借的钱,我可以一年才还一次,不用担心银行催款,可以半年写作一本书,另外半年工作。最关键的是,我们那上万本书不用锁在箱子里四处漂泊了。
   “梦想归梦想,人应该现实”这是买房者的理由,但我喜欢说“现实归现实,我更看重梦想”,因此整本《春天责备》里面我最着迷的还是那些在1995年那个濒临拆毁的圆明园艺术村里那段暴风骤雨似的生活,这里周云蓬举重若轻的回忆可以与左小祖咒在《忧伤的老板》里狂飙式的回忆互相呼应,那时的周云蓬是个低调的体验者,仿佛一切体验是为了日后重新呼风唤雨而准备。这个强忍疯狂的小周与日后在绿皮火车上走遍大地的老周相遇合,开口歌唱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中国,那些最显而易见的荒诞,我们怎么听得如此新鲜?
   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子就是越来越贵了,2006年周云蓬唱出的《买房子》显得很朴素,简直像天方夜谭:“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但两三年后,这首歌的第一句被迫应时地改成了“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百多万”!这就是中国的速度。原来还是很现代派诗人的知性歌手周云蓬凭这首现实主义歌曲迅速成为底层京漂的偶像,但周云蓬与众不同的还是他本质上是个诗人,关心着比楼房更广阔和遥远的事情,除了《买房子》还有沉痛的《中国孩子》,还有长啸千里的《九月》,周云蓬的壮美歌声恰好放大了海子诗中汹涌不拘束的那一面,而他的诗则悄悄地继承着海子黑暗的那一面。
   海子的《九月》,代表着那个长风破浪的已经不存在的中国,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代表着傲骨犹存的那个也已经不存在的中国。周云蓬肩扛着走南闯北的,也是那么一个不存在的中国,他这两年越来越喜欢唱古诗,大块淋漓,情动于中,不知何所往之。我是喜欢这些歌曲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被犬儒主义者忽略的世界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反抗,虽然犬儒主义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谴责之,说周云蓬是在意淫。
   周云蓬不是后现代,他是前现代;他不是前卫,而是发乎胸臆的醉吟,没有想及太多革新问题,他的实验也仅止于歌词。你甚至可以说他的歌唱方式是保守的,旋律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即使他的歌词,也是到叶赛宁、洛尔迦和海子那样的现代派程度,他不去学阿什伯利,他也不喜欢阿什伯利。就像他的音乐,到前期Bob Dylan为止,单纯明亮,亦可驾驭千军万马般的感情奔突,那首《不会说话的爱情》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好例子。
   现实介入民谣的方式,和介入诗歌的方式本来不一样,前者是一种鱼水相欢的自然,后者却有别扭和较劲。周云蓬因为同时写作两者,倒是得出了一些奇怪的效果,即使是最赤裸反讽的《黄金粥》,都因为诗歌式超现实意象而获得诡异的面目,即使是最单纯的《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想》,也因为诗歌对氛围的经营而令人思想幽远,反复听那“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竟模糊有李商隐《巴山夜雨》之意,都是对未来的幻梦。当然,周云蓬像梦呓一样的呢喃更加深了这种恍如隔世的乌托邦悲哀。
   周云蓬第三次来香港,我和他在一个小艺术空间“唐三”办了一场诗歌唱诵会,并肩打马过荒原。他当然又要唱《买房子》,每个地方他都有相应的买房子版本,但这次他要唱“花了三百多万”的时候,香港人民适时地提醒他:要花三千多万了!香港的速度比中国速度快走一步,但中国如此惨景也是指日可待了。国家不幸诗人幸,现实与诗歌的关系变得更加变态,你说我们是反抗呢?反抗呢?还是反抗呢?对,只有反抗一途,但反抗又必然戕害诗歌的自在,也许,这一代的诗歌是需要一点牺牲,而牺牲未必又不是另一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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