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号之间的“西藏问题” ──读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
(2011-1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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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听说这本书,是在网络上,当时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题目中西藏问题两侧的引号。为什么西藏问题要加上一个引号呢?引号在汉语标点符号中的用法有时代表着“被引号”的词语有某种独特的意思或者用法,有时可能只是单纯地强调[1] 。或者我们能够在书中找到相应的答案。

这本书总共收录了三篇文章,都是2009年或以前写成的,到2011年才有三联书店结集成著作出版,书中以“外二篇”的方式收录第二和第三篇文章,而把第一篇文章作为全书的主体并且以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汪教授或编者把三篇文章放在一起自有用意,三篇文章都在述说汪教授理解的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体系的关系以及国际游戏规则下的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第一篇文章具有时效性,是针对2008年西藏3‧14事件以及后续的奥运火炬风波而立论的。第二篇文章偏向汪教授认同的超民族主义理论,而第三篇文章主体为两件琉球地区的秩序更替事件,并且附以对其的评述。

“为何中国知识界和学者甚少对西藏问题发表个人见解?” [2] 西藏问题极具政治敏感性,这是国内学者都心知肚明的现实,。因此,要真正理解这部汪教授论述西藏的著作,一定要穿越书中大量的政治标签化用语(如帝国主义)背后去看。

书中一开始便提到西方的“两种东方主义的幻影”,汪教授指出西方对西藏的理解大多处于这类幻影之中──要么是神圣化、要么是妖魔化,这一点无疑是一种洞见。但是后来汪教授搬出像高中历史教科书里的民族受难史来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利益入侵西藏,这时我们可以问汪教授,究竟西方是在其神圣化想象中的“拯救”西藏而行动还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呢?彷佛汪教授所说的西方人不是同一批人一样。如果说书中是想批评西方在神圣化的口号下但实质是以利益行事,那就没有必要在书中“拟真”地介绍西方的神圣化西藏。但可以简单地归结的是,汪教授认为:现今的“西藏问题”无论如何来源于西方的干涉。

汪教授提出的第二个洞见就是理解“西藏问题”不应该从民族矛盾出发,他反对“文明的冲突”在这里的应用。他认为3‧14冲突背后其实是市场化和世俗化改革碰到了问题,但以族群冲突的方式显现出来:正如许多学者观察到,所谓“民族矛盾”,主要产生于区域差别和贫富分化,以及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地位……西藏社会缺乏解决这类社会问题的政治空间,在这一条件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领域的危机才全部转化为族群冲突。[3]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西藏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或者不止是“西藏”自身的问题;显然易见在转型期的中国,全国各地井喷式的群众性事件都具有类似的背景,只不过西藏有深刻的宗教背景──但如果从现代社会的宗教权利来说,这种权利必然是政治权利之一。不过,只要平时有留意西藏的新闻报道的读者都会发现,汪教授这种理解并非我们主流媒体所宣扬的那种理解──它们认为“分离主义”引起的“汉藏矛盾”才是西藏问题的主因,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书中的“西藏问题”要加上引号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汪教授没有突出他同意的那种理解与国内主流媒体的差异,他对国内主流理解中同样存在的神圣化、妖魔化或民族矛盾化,巧妙地选择性失明了[4] 。

总的来说,汪教授在书中极力反对照搬西方“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对中国的理解,因此他提出了他的超民族、跨社会的理解,他坚持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不应受传统“民族主义”概念的束缚,由此他降低了“民族矛盾”作为一种原因的解释力,他更接纳社会平等、权利和文化自由等要求的理解。因此,正面真实地面对西藏就是如此的重要,正如茨仁唯色 [5] 所说:“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可是,汪教授在书中显然易见的“选择性失明”并不符合学术客观的要求,同样政治意识形态式标签的不假思索的使用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汪教授在两个维度的描述体现了不同的立场:起初,他极力陈述西藏问题的外因性,但是后来,他又反复强调社会平等、权利和经济发展等内因,汪教授没有尝试去分析解答既然“西藏问题”更多不是“民族矛盾”,那为什么主流宣传仍然集中在“汉藏矛盾”之上这个问题。我们期待汪晖教授以后更详细和更具勇气的立论。

[1] 当然也可能是引用句子。

[2] 石硕:《序》载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3页。

[3]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114页、第117页。

[4] 其实汪教授在一个段落中提到他对云南某藏区改名为“香格里拉”的不满,因为这个名字洋溢着他所说的东方主义的幻影,因此他说:“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37页)但是除了这个部分外,书中并没有把对“自己的创造物”的批评放到与对西方的批评同等的地位上。

[5] 茨仁唯色,藏族女诗人及作家,著有《看不见的西藏》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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