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 恪守与超越： 《宅兹中国》探讨的问题及其相关的意义（下）

作者：《思想》 | 评论(0) | 标签:思想, 丘慧芬, 宅兹中国, 历史, 葛兆光, 国族中心主义

文/丘慧芬

三、区隔国族中心主义的论述

之所以做出上面的判断，是因为葛兆光显然不支持最近学界兴起的将亚洲或是东亚做为一个区域中心来界定中国的研究取径。他指出亚洲和东亚本身就有复杂纠结的历史。其次，从意义层面来看，亚洲和东亚，更是相当含混瞹昧的两个概念。诚如张隆溪所说，葛兆光对于17世纪之后东亚文明秩序瓦解的剖析相当重要。因为他提醒读者，当时的日本与朝鲜，都不再以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盛世做为东亚文化的认同对象，甚至还认定日本与朝鲜才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载体。提出这个不无讽刺的历史现象，至少反映出葛兆光尊重史料呈现的事实，允许史料的内在逻辑去引导他做出合理的结论，因而解构了东亚在17世纪以后仍然有以中国为文明中心的认同的说法。这样凭借着历史证据来进行的叙述，和国族中心主义的论说，实有本质的不同。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葛兆光对于清末到民初，日本学界浮出的 「亚洲主义」如何与日本近代帝国主义发生「连带」的关系，同时又卷入支持日本侵略邻国狂潮所提出的持平阐释，具有相当发人深省的价值。透过他的叙述，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亚洲主义」包装的，不但是和西方文明当时的正流争霸对峙的意图，也将侵略邻国的野心，装饰在日本企图要领导亚洲各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强势话语之中(4、5、6、&7章)。这样看来，葛兆光会质疑以亚洲或是东亚做为研究中国的论述单元，实在是因为他了解到亚洲主义在过去的日本学界，和日本极端偏狭的国族主义，具有事实上互相援引声张的密切关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葛兆光注意到在当时的日本历史场域里，出现了像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那样的个案。津田在当时，一面不断贡献他的中国知识去支持日本政府的亚洲主义政策，一面却仍然想要忠于研究资料呈现出来的，关于日本天皇制度可能受到中国道教影响的历史真实。如果按照津田的认知逻辑，当时日本致力鼓吹自身是亚洲文明代表的论述，势必造成争议。统治阶层，当然也不会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与学术的互动，显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极大的冲突和张力。津田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学术成为政治俘虏的年代，津田最终失去教职，甚至遭到被捕判刑的可悲下场，是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应该可以预料的到的结局(第6章，页210)。

葛兆光对于津田命运的描绘，只是他讨论道教与日本天皇制度关系章节中的一小部分。对我来说，这一部分的材料，不但引发我们去思考学术与政治权力互动之下的复杂曲折关系。也促使我们反思民族主义本身所蕴含双面刃的吊诡性质。一方面，关爱乡土的素朴情感，是凝聚现代国家和社群不可或缺的民族情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种可贵的情操，在历史上却经常受到政治野心和利益集团的不当操控和炒作，甚至鼓动成为狭隘狂热的极端国族主义，给自身与人类社会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学界当年兴起的亚洲主义，和其后发动的军事侵略行为，仍然是一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现成历史。我们不禁追问，这样的历史案例，对于目前经济强势的中国，和它不乏鼓噪喧嚣的国族主义论述者，有没有什么可以互相参照的时代意义 ？其次，日本学者处在当时没有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想要维护自身的学术良知，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样的两难困境？我们当然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人，在面对那样随时会有威胁和危险的困境中仍然坚持学术良知。不过，历史经验也显示，在不同的时空场域，即使政治已经将学术圈在权势和利益的网罗里，还是会有一些高贵的灵魂，因为继续坚持而遭到残酷的待遇和处置 。对于有心重建关于中国历史论述的学者来说，如何让这些可敬的声音，在历史上找到他们应有的位置，恐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四、文史研究的时代课题

提出上面课题的一个相关原因，是因为重建关于任何历史的论述，都应该是一个需要根据新材料、新观点，或是旧材料新解读，不断的去反思论证与自我修订的开放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葛兆光在这本新书的结论部分，对于文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期许和建议，自然必要而且合理。简单的说，他希望为中国的文史研究，在国际学界，重新建立起像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0-1930年代那样富有特色的汉学领航中心。他期待能借着这样一个中心，揭示文史研究在国家民族和历史文化认同方面的关键角色与重要意义。由于他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并且建议要「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重新去理解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中国(页286)，他应该无意将学术研究局限在维护狭义民族与文化认同的角色之中。此外，他也建议文史研究的视野，需要超越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或是现在仍然不缺的「天朝中心」心态(页284)。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之下，虽然他坚持文史研究，必须是聚焦在「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研究」(页298)，这个说法应该是在突出研究的焦点对象。换句话说，相对于企图以区域做为研究的中心单元，他认为「民族国家」，无可替代的仍然会是这个时代研究中国的主要分析范畴。因此，他有关文史研究对象的陈述，和那些走入「我族中心」迷阵的言说，是有实质区隔的。同样值得考虑的是，旣然葛兆光坚持恪守文化中国的立场，他不可能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儒学传统，并不缺少超越性的人文理念和实践典范。我认为，真正严肃对待这个传统的人，有责任将这样超越的价值，做为文史研究的宝贵资源，从而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来与现代世界中理性的文明价值接轨对话 。因此，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去培养和开展这样富有时代意义的文史研究？

葛兆光的具体文史研究方案，基本着眼在: 重建上面提到的类似1920-30年代的领航研究机构，效法当年杰出文史大家的学术风范，努力参与世界学术的新潮流，以及建立具有规模优势的一流数据库等。可是问题在，如果不能重新建立当年那种具有规范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秩序，以及杰出文史学者那种具有自主尊严的独立研究精神，仅只凭借着技术层面的资源优势，或是只专重在表面形式的效仿，都不可能恢复当年那种蕴有开创性生机的学术传统，自然也无法和国际学界共同接受的「公平与公正」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秩序来产生真正的接轨，更遑论进一步发挥实质的领航意义。要建立国际共识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秩序，明显需要具有法治与制度保障下的学术自由环境。没有这样的学术自由，很难去真实的体悟为什么学术自由与学术秩序以及学术成果，含有一种根据内在逻辑构成的「良性循环」关系。换句话说，在没有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就会造成学术秩序与学术成果囿在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之中，前者容易变质为指令式的秩序，后者也不免是缺乏创意的泛泛成果，结果，这三者之间，就自然会在彼此互相强化的过程中形成连锁反应的恶性循环关系，因此根本谈不上建立起具有真实意义的「公平与公正」的学术规范和纪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冀望能够激活文史学者进行真正无忧无惧的多元探索，并且提出具有原创性问题意识的一流研究，几乎也是难以实现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葛兆光在书中引用了丁文江1935年一篇谈论〈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专文，来说明文史研究的意义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文章中，丁文江谈到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必须「把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方能够认识自己」(页299)。丁文江的文章和当时艰难的大时代背景分不开。但是，他看重的，是诚实的研究自己「民族的过去与现在」，而且必须要「都研究明白了」。这种研究，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来提供一个不受外力干扰和控制的学术环境，解除使用不合乎法治原则的法律，对于数据搜集和出版历史真实的种种限制，却一心期望研究者能够发挥学术独立的精神，去进行研究，并且实践「都研究明白了」的目标，必然也会是缘木求鱼， 无所着落的。

不可否认，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不一定具有绝对的相关。上面提到，在最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之中，也总会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知识分子，采用各种隐晦曲折的书写策略来坚持自己的研究，从而保持自己独立完整的人格。但是，上面讨论的恶性学术循环，以及过往的历史经验，都不断的提醒我们，缺少了学术自由，提升文史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几乎不太可能。更严重的是，知识本身应该有的探索与批判精神，也必然日益枯竭衰颓，造成知识分子的「自我取消」。中国历史上明太祖的高压学术政策，和当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术秩序崩溃，都是现成的历史镜子 。即使个别的知识分子愿意为学术独立付出代价，那个代价，无宁是高昂的，而且也不是多数人能够，或是愿意付出的 。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之下，我认为，文史研究要发挥出实质意义的领航作用，葛兆光「恪守」历史文化的立场固然重要，不过，建立上面讨论的学术自由与学术秩序和学术规范，也实在有必要进入他反思之后希望获有的「超越」视域(vision)。更关键的，当然是要有落实保障「超越」目标的学术制度来配合。只有这样，才比较有可能一方面思考具体可行的方案，来逐渐弥合当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与文化的大断裂，让文化中国本来已有的可贵人文传统，能够获得「创造性转化」的重建，一方面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将这样发展出来富有生机的文史研究，提升到维系和探索人类文明中普遍共有的超越价值范畴。惟其如此，文史研究深远的终极意义才有可能在时间的累积中逐渐展现出来。

丘慧芬(Josephine Chiu-Duke)，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副教授。英文论著见To Rebuild the Empire: Lu Chih’s Confucian Pragmatist Approach to the Mid-T’ang Predicament, 2000，以及有关唐代妇女与国家互动等的论文。中文著作见所编之《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十寿庆论文集》，2005，及其他相关之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