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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CKSJC
本章是一个相对简短却同样重要的章节。本章的一个目标是为了使你相信，将来无论由谁来做新闻，我们依然需要新闻业。而由于在如今这个崭新的传媒时代，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其中——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这样做——因此，我还要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不断扩展我们对整个传媒生态环境的认识。
不过请放心，就像我在引言中提到的，我并不是想把你转变成一个新闻记者。但是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鼓励你成为媒体生态环境中积极做贡献的一份子。你不应该仅仅只是信息的消费者，还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向其他人提供有用和真实的信息。
现在，让我们从“新闻业”和“新闻工作者”这两个词出发，来探索那样一个我们都希望是可靠而有价值的媒体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让我们从问下面这个我经常听到的问题开始：“谁是新闻工作者？”我希望你已经猜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下面这个才是正确的问题。“什么是新闻业？”
这并不仅仅是语义学上的差别。正确的提出问题对现实世界来说存在实际意义。举例来说，设立所谓的“媒体保护法”，是为了保护那些曝光政府或者企业负面消息的举报人和新闻记者。但是就像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讨论的那样，这些法条仅仅只是为那些狭隘定义上的“新闻工作者”提供虚假的安慰，而在对那些如今正在有效地报道新闻的机构和公民的保护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事实上，应该保护的是真正的新闻报道行为，而不仅仅是保护那些字面上的新闻媒体。
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纽约时报和BBC新闻是新闻媒体。虽然有时候他们会犯错误——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确实在做新闻。
我同样希望，你能同意诸如“某某某的博客”（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博客叫这样的名字！）以及YouTube上名为“纳特和福克西的迪斯科（Nat and Foxy disco dancing）”的视频并不能算新闻媒体。虽然，对那些对它们感兴趣的小部分受众来说，它们确实很有趣。我们也应该赞扬那些创造新意的行为。但是它们确实并不能称作新闻媒体。
如果我们更深入了挖掘当今新媒体的特性，问题的答案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以前的邻居发给我的邮件中有一些确实是新闻，不过大部分谈不上是新闻。但是想想那个由乔舒亚•弥迦•马歇尔（Joshua Micah Marshall）创办的，名为“谈话要点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的博客聚集网站。“谈话要点备忘录”的博客用户们只在网上发表内容，而且他们大多持着中间偏左的政治观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博客用户确实是新闻业的一部分。“谈话要点备忘录”甚至已经得到了乔治•波尔卡新闻奖（The George Polk Awards是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每年为新闻业者颁发的奖项，是美国新闻界一项殊荣。是为了纪念记者乔治•波尔卡，在1948年设立。乔治•波尔卡为CBS一名通讯员，他在实地报道希腊内战情况时殉职。译者注）——一项新闻行业内公认的荣耀。
让我们在来看看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所做的事情。他曾经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同时也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在他的博客上，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政府政策和其他事情的充满智慧的观点。因此，他做了一些的的确确能叫做是新闻工作的事情：用知识来评论时事。
再让我们回头想想2009年圣诞节雪灾中发生的事情：人们纷纷在网上发布关于当地路况的消息，并为那些滞留旅客提供借住信息，让他们与当地家庭一起抗击雪灾。虽然这些不能算作传统意义的新闻报道，但是对于一个在冰天雪地里被困在自己车中的家庭来说，用手机浏览器来接受这些具体的信息远比听那些新闻机构报道的笼统新闻有用的多。
多亏了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能拥有信息传播的工具。很多以前和新闻业毫无关系的组织机构如今也能为新闻工作提供有力的贡献，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权益保护组织，如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常常做一些有意义的深入调查并将这些调查慎重地公布出来。这些民间组织机构和诸如“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样的网站都能看做是准新闻机构。
如今我们任何人都能够参与到新闻传播中去。即使对这个媒体环境的参与程度不同——有人可能只参与过一次，而有人却已经频繁地参与其中——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在自己传播新闻信息了。我们怎样做出决定去进行这种信息传播？我们这样处理我们已经创造的内容？我们有要怎样去利用别人传播的信息？这些都是在这个变化的传媒环境中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复杂而多变。但是，这就是未来。
公民新闻就是未来
当我在2004年写下《草根媒体》（《We the Media》）的时候，我就确信公民新闻将会成为整个媒体生态环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公民新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没有什么能让我改变这一观点。
到底什么能被具体地成为公民新闻呢？就像我们并不能把传统新闻业限定为报纸上的报道一样，公民新闻并没有一个单独的定义。现实中关于公民新闻的例子有成百上千的例子（我在Mediactive博客中不断地指出这些例子），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公民新闻报道在格式、风格和目的上有什么独特性。记住，我们并不是要分辨出谁是新闻工作者，而是要讨论整个新闻业。
就像我在这个章节讨论的那样，公民新闻和公民媒体从整体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媒体合伙人所关注。一些基金会也至少从理解上开始加速更新对真正的新闻业的认识，并为那些真正由公民自己运作、为人民服务的草根媒体投资了百万美金。
传统媒体也开始出现了鼓舞人心的变化。无论大小，这些传统媒体都开始明白它们需要在新媒体变革中占据一席之地。如今绝大多数的新闻报纸都设立了员工博客——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且就像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那样，一些富有前瞻性的媒体已经开始邀请它们的受众参与到真正的新闻报道中去。不过有一些老牌媒体依然拒绝改变，我几乎看不到它们的有什么新的变化。
毫无疑问的是，在某些方面新闻业正在产生快速的改变。由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够买到专业的新闻报道工具。举例来说，新闻摄影就面临着规模空前的变化。
成为公民新闻的“现场最新消息”
普通人目击新闻事件，并为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拍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目击者常常选择将这些照片卖给传统新闻机构。
不过，专业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制片人依然可以用他们的专业技巧，拍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我们其他人。这种专业技巧也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生活。不过如今这种职业技巧并没有变得更加重要，相反以此为生在现在正变得越来越难。
那些善于报道突发新闻的记者们如今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未来的媒体环境中，他们将毫无竞争力。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媒介无所不在，任何人都能够传播信息和报道新闻的世界。当创造和传播信息的工具被任何普通人都能够随意使用的时候，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新闻记者将会发现，为拯救他们的职业，他们在进行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时间旅行。一台老式摄像机记录了历史上最有名公民新闻的场景：在1963年11月22号的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城，一个叫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的男人在那天将他的摄像机对准了迪利广场，正好拍下下了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过程。之后他以十五万美元的价格这份影像卖给了时代杂志——在今天的汇率下相当于一百万美元。
在那天的迪利广场，一个人碰巧拍摄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一恐怖事件的动态影像——尽管非常模糊但绝对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在那个时候“公民新闻”这一术语还并不存在。但无论从任何标准来讲，泽普鲁德所做的事情能称得上是一次公民新闻报道。
现在，想想如今人们每天会随身携带一些什么信息传播工具。或者，再想想在十年之后，一个普通人日常会拥有什么样的信息传播工具。然后在把你自己和这些工具一起传送回1963年。
在迪利广场上，成百上千人将用手机摄像头、数码相机和摄影机拍下总统遇刺的高清晰影像。人们将从各个角度拍摄下刺杀的影像。更为关键的是，所有这些设备都能够连接互联网。
如果这些如今无处不在的技术在1963年就被人们掌握，很多事情将会变得明了。首先，那些关于总统遇刺的影像将会被即时发布在互联网上。那些专业新闻媒体拍摄的新闻片，将会面临的是如暴风雪般大量的相关网络视频的竞争。许多网络视频不仅完整地记录了整个事件，并且还会展示那些传统媒体通常不会报道的可怕的真实场面（例如美国商人尼克•布雷格在伊拉克被斩首的视频）。网络上的信息也许将会成为新闻的首要来源。
再想想这个：由于有许多照相机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下了这个时间，同样的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总统遇刺的三维全息影像。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能确定是否有人正在从那个著名的山丘草地上向总统射击。在未来，公民借助数码媒介工具的帮助，将在诸如选举等政府管理工作中起到越来越直接的作用。因此政府虽然依然会发布工作报告，但是这些文件将会更多地由普通公民来书写。普通公民能够直接制定一项政府政策，或者至少对政府政策产生实际的影响——这将成为激励人们成为公民记者的一项重要动力。
当今另一张被人们所熟知的著名照片是那张关于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照片。那是一张由亚当•斯塔西（Adam Stacey）在伦敦地铁中拍下的照片。当时一个炸弹已经爆炸，他和其他人正从烟雾弥漫的车厢中逃出来。
从专业的眼光看，亚当拍的照片并不专业。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幅照片记录了真实的事实。这得益于亚当在新闻发生的时候刚好在场，并用手机记录下了那最真实的一瞬间。
现在的世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信息传播工具无所不在的世界。因此，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总会有人有机会当场通过这些工具记录下当时的情形。因此，你应该做好准备，可能下一次就是你自己在新闻现场。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的部分中讨论。
那些以报道突发新闻为生的记者们将怎样与公民新闻竞争呢？他们不可能总是在突发新闻发生时就立即到达现场。但是只有当他们真的在新闻现场的时候，他们的报道才有竞争力。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报道也只会被看做比较可信的新闻来源罢了。事实是，如今我们已经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比专业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更有新闻价值的图片。在过去，这样的真实、即时的新闻照片从来没有被拍到过。而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
对那些专业新闻工作者来说，这种趋势会让他们以后的工作越来越难做。甚至为影响他们自己的生计。这是不是太令人感伤了呢？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的。我有在新闻业的朋友如今就在经受这种痛苦。而对于我们其他普通人来说，这种趋势确实积极的。因为我们能越来越容易的获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信息。
在历史上，肖像画家们曾经能很好地生活。但是当摄影术出现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工作。或者至少在他们退休之后，很少人再从事这种职业。同样的，今天的专业的人像摄影师与他们的职业最繁荣时代相比已经很少被人们所需要。但是，人们仍然需要拍摄肖像，只不过不用再依靠他们。
专业摄影记者的工作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新闻摄影工作从没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没像现在这样能由如此普遍的人群来从事。当然，你也能成为这项工作的一份子。我也希望你能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之中。
权利倡导组织：准新闻组织
报纸、杂志、广播并不是唯一能找到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地方。一些无党派的智库组织和非盈利公益组织也做了很多深度调查。比如说，由“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危机指南（Crisis Guides）”就披露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危机的重要信息。其中该组织关于在达尔富尔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在给该组织颁发“骑士新闻创新奖”（Knight-Batten Awards）时评委所赞扬的那样，“该组织细致的调查和杰出报道，是整个新闻界的荣耀。它填补了一些过去新闻报道的空白。”
其他一些相关组织的调查报告也同样填补了过去新闻报道的空白。虽然这些民间组织严格说来并不能称作新闻媒体，但他们有一个更为贴切的名字：权利倡导组织。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新闻由两个重要的任务组成。第一部分是通过深入调查、采访等方式收集信息，做出新闻报道。第二个是通过写作(从广义上讲包括视频音频、照片等其他多种新式)和编辑，告诉人们你了解到了什么信息。
那么，从这个概念出发，哪家著名新闻媒体做出了关于美国政府在关塔那摩监狱所作所为的详细报道？那里是美国关押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人的地方。直到现在，在没有法律制度保障之下，很多囚犯在那所监狱被各种方式拷打折磨。
除了麦克拉奇报业集团华盛顿分部和纽约时报做过关于关塔那摩丑闻的报道之外，其他大部分详细报道这起丑闻的人们并不是为主流媒体工作。他们都为著名民间新闻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ACLU）。
是的，这个强烈拥护人权法案的倡导组织已经为揭露美国政府建立这种非法机构的行为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在ACLU的子网站“被拘留的权利”上，你能够找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量信息和呼吁。
正如我在Salon.com的同事格列•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2008年指出的那样：如今，越来越多类似ACLU的民间组织（比如宪法权利中心和电子前沿基金会）开始起来揭发那些我们政府的丑闻。它们担负起了“反对派”的角色。而这一领域正是国会、情报委员会和新闻业失责之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对其关注的问题做出了高质量报道的民间权利倡导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该组织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捍卫人权”。举例来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国内工人人权的报道，就是另一份关于一些令人不安的现实的详细报道。
一些更小型的权利倡导组织正在这些领域表现的越来越活跃。亚利桑那州一个以保守主义巨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美国政治家，被视为是1960年代开始，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茁壮复苏的主要精神人物，他还常被誉为是美国的保守派先生。译注）命名的智库组织戈德华特学会，在2009年聘请了一位调查记者。从那以后，马克•夫拉腾（Mark Flatten）报道了好几篇关于政府事务的有价值的“看门狗”式的报道。
记得，ACLU这样的组织必须遵循公共知识分子的轨迹。它会做像关塔那摩主题的潜心研究，然后发出报告。当一个新的报告公布后，该组织的研究人员或公共关系的人会联系像《纽约时报》之类媒体的记者，并希望报纸会写一个新闻报道。如果新闻界都忽略的报告，那么无论调查的内容多么有冲击力，都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这些信息。
如今ACLU仍然在努力工作，力争使他们的调查报告能出现在《时代》以及其他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的版面上。传统媒体在帮助公众了解重大问题上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现在有了一些全新的途径，这类组织正在学习更有效地使用它们。我相信如果权力倡导组织将新闻工作的原则融入到它们的工作原则中去，它们的工作会更加地有效。我将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讨论其细节问题。
由ACLU，人权观察和许多类似的倡导组织所发布的报告，就是我所谓的“准新闻报道” 。他们的报告是一流的，不过他们的报道仅仅只有少部分能算作真正的新闻报道。并不是总是这样，但往往就是如此。这是需要注意到的。
倡导组织是媒体的一部分吗？是的，如今它们绝对是在媒体领域之中。因为它们使用媒体常用的创作工具来调查和报道重要信息，比使那些重要信息能够被广大观众所了解到。这些组织和无数类似的组织——或大或小，无论地方的还是国际的——都是媒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只是一点点额外的努力，他也能成为新闻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远远超出了它们的传统角色。
不过对于这些倡导组织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报道的公平。这是一个广泛而有些模糊的词汇，我们将花一些时间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它。但它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你很难a）倾听不同意你观点的人的意见，b）做到去寻找与你自己的立场相反的事实和数据c）积极反映分歧和报道与你告诉人们的事实不同的信息。
鼓吹性新闻有着漫长而光荣的历史。这个舞台上最好的做法一直是承认分歧和差别。鼓吹新闻媒体一直公平地报道不同观点和反对意见。
以这种方式，新闻媒体能加强自己的论点。至少它们更清楚，如果没有绝对正确的结论，对其他各方的论点就都需要报道。(毕竟世上的事情都有不止两面。)
毫无疑问的是，在报道过程中公开透明也是必须的。而且大部分倡导组织都做到了这一点。而那些充斥着它们经济支持者的立场的新闻报道就是我们不能相信的。这种事情往往是智库业务，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做法。
随着传统的新闻业务不断地内爆，这些准新闻记者将会在媒体生态环境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今传统媒体正不断地解雇记者和编辑。如果它们能在自己的报道中做到公平和透明，无论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传播信息还是倡导观点，那些有着充足资金和人手的准新闻组织都能够填补这个空缺。
像其他事物一样，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广泛的质疑。伊桑•朱可曼（Ethan Zuckerman，著名公民新闻记者，麻省理工大学公民新闻中心总监，创办了全球之声等公民新闻博客，译著）指出“人权观察”与诸如他自己创办的全球之声在线项目等真正新闻组织为基金会资金展开了竞争。他说，帮助这些准新闻组织并不能解决谁来为媒体买单的问题，而是将会使得媒体逐渐远离读者/观众/听众。
我并不能否认他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非政府准新闻组织仍然值得社会大众关注。
纽约大学的杰伊•罗森（Jay Rosen，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他呼吁，新闻业应当更加开放，成为公众的民主论坛；新闻媒介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信息，因为民主政治基础已经被破坏，理智、知理的公众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告知公众之前，新闻媒介首先塑造公众，译著）教授在和一位崭露头角的法国记者谈话时，优雅地做了定义。这次谈话值得我们听取。他说道：
你们这些新闻媒体的权威来自于“我在那里，而你不在，让我告诉你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任何人都能够报道新闻，并和全世界的人们分享信息。什么还能保持职业记者的特殊地位，或者让他们的话值得我们去听呢？记者证不能，作者署名也不能，被主流媒体公司雇佣的身份也不能。维护一个职业记者权威的可靠来源将仍然是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伊利诺伊大学俄巴那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1976—1979年任艾奥瓦大学乔治•H.盖洛普讲座教授，1992-200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曾任美国《传播》杂志主编、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译著）所谓的“记者的视角”。这时你才能如实地对受众说“我在那里，你不在，让我告诉你那里发生了什么。”或者“我当时在示威游行的现场，而你没有，让我来告诉你当时警察做了什么。”或者稍微改变一下我的形式，“我采访了当石油钻井平台爆炸时在现场的石油工人，你没有，让我告诉你他们说了什么。”又或者“我查阅了那些文档，你没有，让我来告诉你我在里面发现了什么。”你的权威是靠着实际的工作得来的。如果一个业余记者或者一个博客写手做同样的工作，他们也能获得同样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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