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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洪鹄

一切问题到了王小妮面前都不成为问题,这个女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

“写诗挺有意思。”

“是什么推动你坚持写诗?”

“谈不上坚持,没有这么严重。”

“这两年你的写作状态怎么样?”

“踢球的人讲状态,他们压力大,有人把球和国家都联系在一起了。写作就是我个人的一件小事,没那么重大。”

她甚至会提前招呼不要问她“怎样看待诗歌在中国当下的处境”这样的大问题。有人问,她也会给上一个礼貌的答案,但她想说的是——这些都与她无关。

“淡”在诗人的身上似乎是一种异质,王小妮却拥有这项禀赋。今年9月,第五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将诗歌大奖授予了她,评委会认为,王小妮“借由质朴平易的语言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极易被知识与推演遮蔽的当代性之门”,她的诗已与日常生活连为一体。

八十年代,王小妮作为朦胧诗人与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一起登场。在这串星光熠熠的名单中,她的名字不算耀眼。那是推崇英雄和浪漫的年代,而她的诗从头至尾与此无关。她偏爱书写日常生活的玲珑与平静,拒绝空乏之语,却又不曾为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淹没。她被认为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相比抒情,她更像记录般地在写作。

“王小妮的诗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实,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事物,比如慢的疼、慢的灾难与祸害。”批评家耿占春说,他觉得王小妮这些不呼号、不叫嚷的平静得趋于隐匿的诗,也许有一天可以制作成微观戏剧,而让更多的人理解。

六年前王小妮接受了海南大学的教职,搬到了海口居住,半年教书,半年写作。学校在海口的一座小岛上,开车到海边五分钟。她常常一个月连小岛都不出。诗写了,就塞在抽屉里,扔在电脑里,有的忘记了,有的过几年拿出来,晾一晾还能看。她和所谓圈子没什么来往——除了老诗人多多,他们是邻居。

在一首叫《不写诗的那些日子》的诗里,她自在、松弛地赞美了与这些诗无关的平淡生活:“我不写诗的那些日子/多么平常的日子/诗散漫地出门/树上云端都去走走/诗也有它自己的事情/将军也要度假/守在最近处的锦衣侍者/只要我招呼/只要我抬一抬手/过去的一年我没有买日历/我没写诗的半年里/日子照样时紧时慢地走/沉的东西并不永远沉/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去珍贵/对于别人它什么都不是/对于我它是诗/昨天还是诗/今天已经不是了。”

写诗不写诗,对王小妮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在一次采访中她曾表示,诗人不能靠诗歌吃饭,也不该靠诗歌吃饭。“诗不是生活,我们不能活反了。”她认为诗歌不是职业,甚至连爱好都不算。它只是诗人们比别的人多出来的半根神经,一个小小的微循环—这让诗人需要诗,而不是反过来,诗需要诗人。

“当年朦胧派的诗人,大部分写着写着不见了。有的人经商,有的人从政,有的人埋头过日子,也有一些在事业兴旺了以后转身回来继续写诗的。而她一直在写,低调地站在当代诗歌的最前沿,从来没有落伍。”诗人胡续冬说,王小妮面对此起彼伏的诗歌潮流,一直保持舒徐从容的心境。这使她能够始终保持个人化的写作立场,道出日常事物背后隐藏的力量。

南都周刊   王小妮

让诗是诗,同时又充满力量

南都周刊:这两年见你的诗作不多,倒是每年都能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你的《上课记》。已经写了几年了?

王小妮:2005年我来海南大学教书,每年秋天教一个学期课,春夏半年写作。我也是第一次当老师,觉得和年轻的孩子们的沟通很有意思,到春天就写了《上课记》。后来发给《人民文学》,他们希望我能持续写,我就这样写了五年。一开始很短,只有四千字,到2010年的《上课记》就有三万字了,我不太喜欢谈诗,但一说到学生就很有话说。

南都周刊:现在教什么课?

王小妮:教诗歌。是学院安排的,课名叫《新时期诗歌导读》,也是上面定好的。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想教诗歌,因为诗歌不好教啊,你说咋讲?我知道北大教诗歌是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作技术分析的,我不是这样。我们这里的孩子和北大不一样,没有那么精英。海南大学也是一所211院校,但不知是政策上有什么倾斜还是为什么,孩子们大多来自农村,条件很艰苦,很少有人有这么文艺的爱好。所以我只想让他们感受诗。我们把诗印出来,在有些诗句后面我会注上“隐喻”之类的,但我会告诉他们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上课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拿各自的方言念诗,孩子们的反应很积极。

南都周刊:最受欢迎的是谁的诗?

王小妮:最出名的是顾城,还有海子、舒婷,这些他们知道,北岛就很少人知道了。现在的孩子的兴趣点不在这上面,他们最喜欢的肯定是打游戏嘛。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一个平常的社会里特别关心诗歌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只有在社会突变的情况下,才会全民读诗写诗。八十年代所有人都一股脑地热爱文学,并不正常。

报名要念顾城的诗的人最多,孩子们觉得他诗写得美,有童真。倒是读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他们没什么反应。我发现,这些90后的孩子普遍对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东西不太热衷,这和我们年轻时候很不一样,我们那代人当年对这些情绪大多没有抗体。他们倒是喜欢对时代和当下有批判精神的诗,比如沈浩波的《来,咱们学习几个成语》。我还给他们介绍过一个宁夏诗人张联的诗,他是个农民。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介绍这个人?

王小妮:他们把诗人看得很高,很特别,而我想让他们知道,诗人一点都不特别,就是普通人,甚至是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农民,他身上也有诗意,也可以写诗。我是把张联看做一个独立的诗人,而不是乡村代言人来介绍的。他是宁夏盐池的一个农民,自己贷款印过一本诗集,叫《傍晚全集》,里面100多首同题诗全部叫《傍晚》。我后来去盐池拜访过他,他老婆说,她一看到张联心情不好,就让他“去屋子里吧”,她知道张联是需要写了,他写出来就好了。张联只有初中文化,但我在他的诗里感觉到强烈的诗意。他写“天地间好大好大的梦寐”,“我无法在室内静”。他把大地叫“坟”,说傍晚是个“喇叭”,把猪叫“猪儿”,这些词很多就是当地方言的叫法,但经过张联的过滤之后,就成了诗的语言。

南都周刊:孩子们能不能领略这种诗意?他们心中的诗意是什么样子?

王小妮:能!不要小看了他们。这门诗歌课开始前,我问他们都知道哪些诗人,说得最多的是汪国真、席慕容。后来讲完张联的诗后,我让他们谈“心中的诗意是什么”。当时我其实有先入为主的打算。准备先听他们说诗意就是好词好句或者酸溜溜的文艺腔,然后我再在适当的时候“扭转乾坤”。

但你猜孩子们怎么说?有人说诗意是他经过天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迎风吹笛子,有人说是看见一对老夫妇一起过马路,有人说自己乐意做的事都很诗意,有人说有钱才能诗意。最后有个孩子说,什么都可以是诗意,我穿着一双拖鞋站在这儿挺诗意,老师穿白衬衫坐在后面也很诗意,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讨论诗意本身就是诗意。

接近三个小时的课,他们把我覆盖了。虽然我依旧认为诗意是稀有的,但我更看重眼前这些小动物身上鼓动起来的纯情和能量。我和他们像一群围猎者,假设诗意是林中晃动无形的麇鹿,我们不断缩小包围圈,最后那活灵灵的叫诗意的动物已经在我们的大网中了。我们共同完成了寻找诗意的过程。

南都周刊:孩子们知道他们的老师就是诗人吗?

王小妮:这届可能慢慢知道了,现在资讯太发达了,以前的都不太知道,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说。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刻意淡化诗人的身份?

王小妮: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诗人是特殊的,我觉得大家太把诗人想象成什么样了,我希望让他们明白诗和诗人的平凡。每个人身上都有诗性,那东西并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

南都周刊:诗人不是职业?

王小妮:诗人不是身份也不是职业,我觉得连爱好都不算,它比爱好还低落一点—但它和你的身体离得更近,是一种属性。人家生命里长了一根神经,你比别人多长了半根,或者说比别人多个微循环。它是你的要求。就像一片小药片,你吃了没什么副作用,还让你安宁。所以我说,不是诗需要诗人,是诗人需要诗。

南都周刊:你的先生徐敬亚是批评家也是诗人,他如何评价你的诗?

王小妮:我们不是所有作品都给对方看的,大部分都放着,读者就自己一个人。他会觉得我的诗有时缺少超越性,太日常了。他对形而上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我相反,我喜欢叙事,喜欢含蓄,喜欢日常生活。

南都周刊:你觉得诗需要介入当下生活吗?

王小妮:我觉得需要,尤其在这个时代,诗应该考虑当下议题。就像朵渔在汶川地震后写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样,但那首还不够—如何让诗是诗,同时又充满力量,像齐邦媛的《巨流河》和何伟的《寻路中国》那样,能直击现实,却又诗意盎然。这是我最近在琢磨的问题。

致阴影

怀里掩着灯的人过去了,我不认识那人

但是我认识那无光的灯。

没人信我,你们坚信没什么人过去

不过是心灰意冷以后的幻觉

你们说我太盼望光了。

未来刚刚过去。

未来的黑暗带着自己的阴影。

在光芒的反面

任何时候我都能见到他

另一个世界的引领者

他本身就是暗的

他经过的地方不再有光亮。

这结果让你们变了脸色,但是我要说出来。

 

致紧跟着火车的太阳

某年某月凌晨,在火车上

窗口的光把我刺醒。

那火球太大太亮太凶猛了

蹦跳啊,紧追不舍

火车在逃亡

这塞满人的铁皮蛇

我们亡命天涯到了哪个省。

睁开眼的人们都在长叹。

整夜的疲倦还没过去

有一个刷墙工扬起黝黑的胳膊

遮挡那冒火的怪兽

嘴里骂着:这要帐的鬼。

新的一天啊,为什么不来得和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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