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溃败,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用新华社的报道语言:“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这样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如果究其根源,我以为,那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及其体制,应当负其首责。也正因此,该会议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等。这里当务之急,便是建立各级政府的政务诚信;舍此,后面的诚信一概无从谈起。
  为什么社会诚信务必当自权力始。还是在2009年10月13日,人民网上海频道有过关于《上海社会诚信问题调查》的报道,该调查发起者是上海市政协。“调查显示:九成上海市民认为政府最没诚信”。于是,2000份问卷显示,“受访者为社会诚信程度打分:5.78分,还未达到6分的及格线。”这份调查说明,政府诚信和社会诚信,很难不构成一定的因果;如果公权没有公信,私人之间交往的社会诚信很容易遭到破坏。
  由权力主导的制度环境,处处都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须知,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上行下效的社会,统治者居上,民众居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况秦制之后,国家统治推行法家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民众读书只能学习朝廷法令,民众言行只能师法官家府吏。因此,权力在上的道德恶化,不可能不向下污染于整个社会。今天,有网友针对社会诚信的缺失,尖锐批评:一个家庭当老子的都不讲诚信如何叫子女讲诚信。古代社会家天下,现代社会民天下。但这两个社会的道德律,就统治与被统治而言,大率如此。此语尽管不合现代国家府民间的关系;但,正如专制国家无诚信,社会诚信的大面积流失,人们无法不到主导这个社会的权力体制中去追原索因。
  社会诚信,首先是国家诚信,政府诚信,权力诚信,然后方可言权利诚信,个人诚信以及民间诚信。社会道德生态的形成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固然并非不可以“礼失求诸野”,但社会良好的秩序治理,如果不从掌控社会的权力本身始,则无所措其手足。就此,《论语》中孔子与鲁国上卿季康子的一段对话可以给予启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春秋后期,各国征战,导致社会礼崩乐坏。季康子揪心,准备向社会开刀,杀掉一批无道(德)之人,以成就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当他向孔子请教时,孔子表示反对:治理政务,何必动杀。你在道德上向善,民众也就善了。为什么呢,孔子的比喻是:君子的道德像风一样,民众的道德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这就是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风化亦即教化作用。
  明乎此,我们今天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固然需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但,这只是针对社会而言。同样,以上“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也仅仅是抓住民间不诚信的现象,并没有指出权力诚信的危机所在。然而,权力的诚信危机是致命的,无论对它自己或是对社会。孔子有言“民无信不立”(权力如果没有信用,在民众面前就立不起来)。今天,我们需要接受孔子的智慧,当年孔子论政,从来都是对统治者提要求,而非反过来要求社会与民众。即使饱受后人误会和诟病的“君君臣臣”,其本义也是君应该像君,臣应该像臣,孔子却没要求民应该像什么。因此,遵循孔子的思路,刻下最需要整治的社会诚信,恰恰是处于社会中枢地带或上层地带的权力诚信。这里,不是权力要求社会诚信(它没有这个资格),而是权力首先必须自我诚信。“政者正也”,权力帅以正,社会孰能不正。你很难想象,权力要求民众诚信,但它自己连政治文明的起码要求即官员公布财产都做不到。而且从1980年代末到今天,20来年过去,还推说条件不成熟。试问,官员的诚信又在哪。如此,一味要求社会建立诚信系统,岂可得乎,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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