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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盈余惊人的微力量

全球商业经典 20111010 16:58

 

全世界受教育者每年积累起来的自由时间超过1万亿小时,使用它的可能性和方式是什么?这会是一个多大的生意?

/克莱·舍基

/胡泳 哈丽丝

 

由于网络的发明和扩散,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众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

 

 2008年,我写的《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出版以后,一个电视制片人在试图决定是否让我在她的节目上讨论这本书时问我:“你认为目前社会性媒介有哪些有趣的用处?”

我向她提起了维基百科(Wikipedia)—一部经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我还向她提及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冥王星的文章。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从太阳系行星俱乐部中被剔除了—天文学家认定它和其他行星很不一样,因此他们计划对行星进行重新定义,以将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发了维基百科上对冥王星这一词条的编辑高峰。涉及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人们频繁地对该词条进行编辑修改。最热衷于此事的一小组编辑人员中,在如何最贴切描述冥王星地位改变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在更新关于冥王星的文章时,从章节到句子甚至到词语的选择都互相较劲,最终把文章的本质内容从“冥王星是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颗位于太阳系边缘,形状不规则,围绕不规则轨道旋转的石头”。

我原以为那位制片人当听到维基百科这个案例后,会和我开始讨论关于知识的社会结构、权力的本质或者任何一个谈到维基百科会引出的话题,但是她没有问这些问题,相反她叹息道:“人们哪儿来的时间?”听到这些,我立马说:“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因为她供职于一个在过去50年中消磨掉人们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者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那么这种盈余有多大?为了算清这笔账,我们需要一个计量单位,那么就让我们从维基百科开始吧。设想将所有人花在维基百科上的时间总数作为一种计量单位,截至我跟这位电视制片人说话的那一刻,人类用在维基百科的时间统统加起来,大概代表了1亿个小时的人类思考。这是马丁·沃登伯格(Martin 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维基百科的IBM研究员,帮助我得到了这一数据。显然累计达1亿小时的思考时间已经很多了,然而这和我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相比,又算什么呢?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每周末我们都会花大约1亿小时只是用来看电视,这是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盈余。而全球受教育者累积起来的自由时间每年超过1万亿小时!那些问“人们哪儿来的时间”的人没有意识到,相比我们全部拥有的自由时间的总和而言,维基百科项目所占用的时间多么微不足道。

 

如何“消磨”1万亿小时

一开始,社会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任何盈余。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余下一块很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我们便会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这部分时间是现有选择中最好的。诚然我们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者和朋友一起搞音乐创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与简单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有些高。其实,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中包含了太多消极参与:我们在工作中是办公室寄生虫,回家后又成了沙发土豆。

然而现在,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一些针对中学生、宽带用户和YouTube用户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这些观察的基本结果总是一致的:拥有更快捷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消费媒介中转变过来。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时,看似和看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观众一起讨论。丹·希尔(Dan Hill)在《为什么<迷失>会成为一种新媒介》中指出,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协同创造了一部围绕此剧的内容汇编,叫做《<迷失>百科全书》(Lostpedia)。换句话说,当他们看电视时,会相互参与进来,而这种参与行为同消极的消费媒介行为存在区别。

这种导致电视消费量减少的力量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说它微小,是因为这种选择是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是用来和朋友聊天、玩游戏还是参与创造或分享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单纯地看电视;称其庞大是因为这是一群人的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当整个人群不断累积转变对参与的态度,维基百科便成为可能。因此当电视行业看到这群人对使用自由时间的选择后,十分震惊。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消费。其实,媒体应该由三部分组成——消费、创造和分享。21世纪,互联网技术让人们创造与分享的需求得到实现,人类每年盈余的1万亿小时终于有了更好的“消磨”选择。2010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一起的人口超过20亿,手机用户早已突破0亿,而全球的成年人是45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地球居民来说,通过网络使个人作为全球范围内互动组织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再正常不过。如今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由于网络的发明和扩散,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众能够利用自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

 

终极价值

自由时间是一种资源,它随着40小时工作周制度的兴起,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激增。二战后,人口增加、人民身体素质提高、教育机会增多、社会繁荣昌盛,这样的环境又使得自由时间继续增长。而我要讲的资源不仅仅是指我们累积起来的空闲时间,这不足以构成认知盈余,原因是我们缺乏使用空闲时间的手段。

如今,自由时间转变为认知盈余也不仅关乎新的社会工具,虽然支持公众参与、分享与讨论的媒体很新鲜,但是只有分享的方法而缺少分享动机也没有多大意义。任何行为都需要提供能够开发某些人类真正动机的机会。例如,如果我告诉你我发明了一种能让你的校友可以更便捷地找到你的工具,你可能会不屑一顾,而当我告诉你我发明了一种能让你的老同学们主动联系你的工具,你可能会对这个提议另眼相看。正如Facebook、西班牙的Twenty、中国的QQ这些社交网络服务的崛起所昭示的,这样的连接是全世界社交媒体最流行的用途之一。

途径、动机和机会三者的融合,从累积的自由时间这个原材料中,生产出了认知盈余。真正的变化来自于我们认识到这种盈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让我们为彼此创造机会的机会。这种低成本的实验和巨大的潜在用户基数意味着如果某人萌发出一个需要数十个或上千个人参与才能实现的点子,那么现在就能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尝试且无需事先得到任何人的允许。

如今,所有这些最基本的改变已然发生,这既新奇又让人惊讶。但是关于认知盈余,尚未发生的、尚未解决的,是当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共享和累积的资源看待时,哪种价值最终会从中凸现出来。鉴于目前创造性和慷慨行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可以假设对认知盈余的良好利用指日可待。这话不假,但只是对某些潜在应用而言。

最早,对认知盈余的成功利用是技术团体中的计算机编程。在那里,人们充分理解协作,因此参与文化的障碍少之又少。致力于类似ApacheLinux等开源项目的程序员,通常被定义为以积极眼光看待参与的人。如今,像开源模式这样的共同创造已经散布到其他非技术领域,从拼车到病人互助小组。不过,在不少人眼中,任何业余者的参与要么是天真的,要么就是愚蠢的。作为人类社会,我们应该用大家共享和累积的资源及人们期望参与的美德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宽广的对话话题,光是想想这个话题,就让人觉得充满诱惑。

如今,个人和集体价值的资源正逐渐把这个世界充满,这些价值主要由参与者创造和捕获。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各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的新活动会自动发生,创造一种能给社会带来更广泛利益的参与文化,可比分享几张搞笑照片要难得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把握住这种社会变化?

200712月,一次极具争议的总统选举使得肯尼亚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当地一名政治活跃人士奥瑞·奥科罗(Ory Okolloh)在博客上记录了肯尼亚政府禁止主流媒体报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她请读者对他们所见证的暴力行为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发表评论的方式传递出来。她的博客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后来为了高效收集与处理相关信息,奥瑞·奥科罗设想了一种服务平台并把它命名为“Ushahidi(斯瓦希里语,意为“目击”或“证明”),这个平台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报道并且能在地图上实时显示冲突地点。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这个想法,引起了两位程序员的兴趣,他们三人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仔细讨论了如何使Ushahidi平台有效地运作。3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台问世了。

Ushahidi启动数月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了一次分析。经过对比Ushahidi和主流媒体提供的数据,他们认为Ushahidi在报道暴力冲突的发生、冲突后的抗议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报道范围也更大,它涵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包括农村地区。自从2008年首次亮相以来,Ushahidi已经被用于追踪刚果民主共和国内类似的暴力事件,用于监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地点及预防投票者作弊,用于报道数个东非国家的重要药品供应量,还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搜救伤员。

我将认知盈余创造的这种价值称为公民(civic)价值。这种价值不会因为社会的突然转型而凸显出来,也不会从个体行为中冒出来,反而公民价值是从群体工作中衍生出来的,起初是很小的群体,接着规模和重要性便会不断增加。如果我们想创造新形式的公民价值,就需要我们增强小团体尝试创新事物的能力。以群体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性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运用。

对于下一个好点子会是怎么样的,任何人都没有十足把握。在发生如此多改变的时代,寻找绝佳点子的机会,就是让尽可能多的群体利用人类的认知盈余,去尝试尽可能多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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